爸爸帶我走上音樂之路（千字文）

鮑元愷資料

父親帶我走上音樂之路鮑元愷2020年3月20日今晚報 熱愛文藝的父親 一百年前的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后三個月，祖籍河北青縣的父親出生在北京一個經(jīng)營布鞋的富商家庭。他天資聰穎，才貌超群，十歲前就以寫牌匾和操胡琴成為前門大柵欄一帶名噪一時的神童。父親既工秦篆漢隸魏碑，又通戲曲詩詞音律。他曾短期留學日本，日語流利嫻熟。英語雖不及母親，但一般閱讀絕無障礙。他喜歡中國象棋，更精于西式橋牌，牌過三巡，各家手上余牌悉度出八分。他讀書過目成誦，寫作旁征博引，默稿在腹，援筆成篇，一氣呵成，從不竄點。他酷愛收集和閱讀雜志，1949年前上海出版的休閑雜志《西風》和1950年后北京出版的時政雜志《新觀察》，以及全國各地音樂、美術(shù)雜志，他幾乎收集和訂閱齊全。民國時期，篆刻藝術(shù)出現(xiàn)了幾百年來從未有過的百花齊放的蓬勃景象。杭州的“西泠印社”、北京的“冰社”“寄斯庵”，天津的“津西印社”，優(yōu)秀作品層出不窮。父親十六歲起先后師從寄斯庵張志魚先生和津西印社張穆齋先生。從僥幸保存至今的他的早期作品原始拓片可以看出，他的篆刻章法變化奇巧、虛實相生而不失流暢通透；字法圓潤流走、嫻熟老道而不失樸拙筆意，是在金石界交口稱贊的篆刻珍品。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父親就讀的民國大學為躲避戰(zhàn)亂，從北京醇親王府先后遷往開封和長沙。父親留在北京，中斷了大學學業(yè)。1938年，祖父鮑國榮在六十歲生日當天因心臟病離世。他生前在天津開辦“南北洋”鞋店，在北京開辦”美最新”鞋店。膝下三子一女均未繼承他創(chuàng)下的家業(yè)。1941年，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讀書的媽媽，在篆刻大師張志魚家中結(jié)識了才情橫溢氣質(zhì)俊朗的爸爸。一年后，一位23歲擅長金石書法的“老派”青年和一個20歲酷愛游泳滑冰的“洋派”千金，于1942年5月3日在北京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舉行了隆重的訂婚儀式。1943年，他們在同一地點舉行了婚禮。來今雨軒是父親平時品茶會友的地方，也是媽媽與她的師大同學散心聚會的地方。作為茶樓飯莊，這里并不豪華，卻薈萃多方名流，充滿文化意趣：柳亞子的“南社”在這里活動，張恨水的小說《啼笑因緣》在這里誕生，魯迅的譯作《小約輸》在這完成。蔡元培、陳寅恪、林徽因、徐志摩、沈從文，也都是這里的常客。 我出生在天津王家大院父母婚后與伯父家叔叔家共同住在前門外觀音寺街（現(xiàn)大柵欄西街）11號（今北京東升平賓館）祖父遺留的三層樓天井式舊宅。1944年初，我誕生在天津河北大胡同王家大院。幾個月之后，媽媽抱著我回到北京。父親依據(jù)《春秋·左傳》為我取名“元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在《康熙字典》中此語列人“八”宇條目——我在家族同輩中排行第八。大約在我三歲的時候，爺爺留下的鞋店倒閉，家道中落。父親和他的兄弟們分家，搬出老宅，先后住在西三區(qū)后王恭廠甲13號（現(xiàn)西城區(qū)佟麟閣路永寧胡同18號）和趙登禹路52號（現(xiàn)金融街）。1949年2月，解放軍接管北京。1950年，在天津新政府工作的姨母賈火，為爸爸媽媽在天津安排了工作，我家便從北京趙登禹路52號遷往天津南京路46號。我在北京西安門內(nèi)惜薪司（現(xiàn)惜薪胡同）27號外婆家住了半年后，于1951年2月到天津與父母團聚，從位于北京西城手帕胡同的北師大二附小（現(xiàn)遷至新文化街的北京第二實驗小學）轉(zhuǎn)學到位于天津鞍山道的一區(qū)二?。ìF(xiàn)和平區(qū)西藏路小學）繼續(xù)學業(yè)至1955年小學畢業(yè)。小學期間，在父親影響下，我的興趣主要在繪畫和書法。父親的書法是在廣泛研究碑學的基礎(chǔ)上吸收帖學，在取長補短中發(fā)展起來的。因此它的書法作品中既有雄渾峻峭的北碑，亦有瀟灑飄逸的南帖，尤以厚重端莊的龍門魏碑在書法界獨具一格。我在小學除了學校必修的“大楷”“小楷”課外，父親還要求我在課外臨摹渾厚剛勁的顏體“多寶塔”和圓潤秀雅的隸書“乙瑛碑”。如今，在擱筆一甲子之后的古稀之年，我居然還能大體做到運筆從容，全仗兒時日復一日的童子功。 天津群藝館“拜師”從小學五年級，我的興趣逐步轉(zhuǎn)向音樂。同現(xiàn)在通過學習樂器踏進音樂之門的孩子不同，我們那個年代多數(shù)人是從唱歌接受音樂啟蒙的。上世紀50年代是群眾歌詠活動如火如茶的年代。爸爸媽媽都參加了以演唱從《喀秋莎》到《山楂樹》，從《紅莓花開》到《海港之夜》等蘇聯(lián)歌曲為主的業(yè)余合唱團。我則參加了本校和區(qū)里的童聲合唱團。先輩音樂家為孩子們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在藝術(shù)水準和流傳廣度上至今難以企及的優(yōu)秀歌曲：瞿希賢的《早操歌》.劉熾的《讓我們蕩起雙槳》，李群的《快樂的節(jié)日》，鄭律成的《我們的生活多么幸?！罚瑥埼木V的《我們的田野》，潘振聲的《小鴨子》等等。1950年創(chuàng)辦于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更以蜚聲樂壇的名師隊伍和豐富多彩的音樂活動，大大提升了本來就在全國獨具特色的天津音樂生活。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全家人的興趣都轉(zhuǎn)向了音樂：父親為我訂閱了全國各地幾乎所有音樂刊物，購買了當時出版的幾乎所有中文音樂書籍，手把手地教會了我從簡譜到五線譜的基礎(chǔ)樂理。小學畢業(yè)那一年，爸爸帶我到剛剛成立的天津群眾藝術(shù)館，分別拜見了他的兩位朋友：一位是天津唯一音樂期刊《群眾歌聲》主編高魯生，一位是輔導部的鋼琴教師黃進賢。爸爸帶我到黃老師家聽唱片，我第一次聽到了貝多芬那五個樂章的杰作《田園》交響曲和舒伯特那兩個樂章的＂未完成交響曲”。一周后我當著黃老師面背唱了兩部交響曲的全部主題旋律。我的音樂記憶力使黃老師大為驚訝。黃老師興奮之余，主動向爸爸提出擔任起我的視唱練耳和鋼琴老師。高魯生老師則吸收我參加作曲班的學習和由他組織的歌曲創(chuàng)作小組的活動。作曲班的主要課程都是由一河之隔的中央音樂學院老師擔任的：汪毓和先生（1929-2013.1955年畢業(yè)）在課上給我們欣賞并講解的巴赫c小調(diào)帕薩卡利亞與賦格、g小調(diào)管風琴賦格，莫扎特g小調(diào)第40交響曲，成為深刻影響我一生的經(jīng)典。王樹先生（1926-1995,1953年畢業(yè)）以生動的講課方式為大家介紹了許多民歌和戲曲唱腔。我后來到音樂學院上學，才知道王老師本職是教管弦樂配器的。但是他對川劇唱腔、川劇鑼鼓的熱愛和熟悉令人贊嘆。此外，還有張筠青和李藝之老師按部就班地為大家講作曲基礎(chǔ)。除了大課，我還要加上黃進賢老師為我單獨開設(shè)的視唱練耳和鋼琴課。作曲班還不定期舉辦一些講座，如王莘談《歌唱祖國》和《農(nóng)業(yè)合作化大合唱》創(chuàng)作體會，張魯談民間音樂在歌曲創(chuàng)作中的應(yīng)用，駱玉笙談曲藝音樂中“字”與“腔”的關(guān)系，等等，我至今記憶猶新。每周日上午，我參加由高魯生老師組織歌曲創(chuàng)作小組的作品討論活動。無論是在作曲班聽課，還是參加創(chuàng)作小組的討論，每次都是我們相差24歲的父子一起出現(xiàn)，這成了當時群藝館的一道特殊風景。我是創(chuàng)作小組年紀最小的一個，還是個戴紅領(lǐng)巾的孩子，但大家對我也平等相待，開誠相見。 中央音樂學院附中的插班生兩年以后的1957年6月，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公布簡章，招收初中二年級插班生。我在爸爸陪同下，帶著三天前剛剛印出來的《群眾歌聲》發(fā)表的作品《登山》走進河東七緯路的中央音樂學院附中考場。初試，我以天然聽力測試的選擇題筆試成績淘汰了眾多對手。最后一天是面試：演奏與聽音。我的鋼琴程度雖然差到?令我難堪，但是我的單音、旋律與和音的聽音模唱卻令老師們不斷露出滿意的微笑。一位老師在檢查了我的手指和唇牙后問我：你進來以后學長笛可以嗎？聽到“進來”兩個字，我驟然血脈賁張：“當然可以。讓我學什么都行！”這次考試，從報名、初試到面試，爸爸一直陪著我。每次出了考場他都會詳細詢問考試的細節(jié)。面試結(jié)束，我飛奔出去，對著在樹蔭下等我的爸爸大喊：錄取啦！錄取啦！爸爸一臉茫然：還沒發(fā)榜呢。我把監(jiān)考老師所說“進來”的原話告訴爸爸，他露出了緊張多日里難得的一笑——我終生難忘的一笑。然后謹慎地對我說：等最后看榜吧。幾天后，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新生榜上出現(xiàn)了我的名字。從1957年進人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到1967年從本科作曲系畢業(yè)，我在朱起蕓老師、何振京老師、蘇夏老師、江定仙老師、陳培勛老師、楊儒懷老師、段平泰老師以及許許多多恩重如山的老師的關(guān)照下，從“白丁進附中”到“免試轉(zhuǎn)作曲”，從“保送上大學”“各科皆名師”到“文革沒誤課”（1966年我已完成了全部課業(yè)，第五年只是實習和創(chuàng)作），以得天獨厚的機緣和幸運，順利完成了十年學業(yè)。1958年，學校從天津遷到北京中央音樂學院新址鮑家街21號（后改為43號），這里的前身是西城太平湖醇親王府。22年前，這里也是父親就讀的北平民國大學法律系所在地。我們父子于不同時代在同一校址的兩所大學上學，令父親每每感慨系之。再過33年，我的女兒鮑佳音也沿著我們的足跡在這個院里度過了她的大學時光。這期間，我在北京，父親在天津。他每周一信，以絕無涂抹的挺秀筆跡和文白相間的活潑文風，舉一反三，妙趣橫生地向我傳授治學與藝術(shù)之道，他在中與西、古與今、雅與俗、博與專、學與用、取與舍諸方面的指點，如醍醐灌頂，如春雨潤物。他在信中多次引用并向我推薦的袁枚《隨園詩話》、嚴羽《滄浪詩話》和李漁《閑情偶寄》，在美學觀念和治學方法方面影響了我的終生。有時他還把我的信當做作文作業(yè)，從語法、邏輯或修辭方面認真批改。可惜在“文革”中，我用針線精心裝訂的厚厚四冊信札全部失散。這個時期，父親在天津展現(xiàn)了他多姿多彩的才能。他為專業(yè)京劇團《望江亭》整場演出操過琴，全套行頭飾演京劇《四進士》中清正廉明的巡按毛朋。同時，爸爸作為新詩和歌詞作者，在全國各地的文學和音樂刊物不斷發(fā)表新作。凡載有他重要作品的刊物，必定寄給我一份。記得1963年夏天他寄給我的一期《群眾歌聲》，載有他和王莘、程瑞征合作的一首歌。他在信中告訴我，那是他們?nèi)齻€人在一次群眾歌詠大會上即席創(chuàng)作的。這一期封二還載有王莘、程瑞征在會上即席演唱這首歌的照片和一篇介紹這次即席創(chuàng)作的短文。爸爸的信中流露著喜悅，也充滿了對我未來的期望。 精神上的滋養(yǎng)父親的前半生的三十年，成長于時局動蕩的“民國”時期，往來于大師云集的古都北京和工商發(fā)達的港城天津，在錦衣玉食的富足家庭環(huán)境和新文化運動之后崇尚自由的社會環(huán)境中，以文人雅士的恬淡閑適，傾心研修琴棋書畫，從容博覽經(jīng)史子集。父親是在中西雜陳中成長起來的那一代文人，他承續(xù)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古訓遺風，也接受著西方人文精神的濃重熏染。這些都為我走上藝術(shù)之路提供了精神滋養(yǎng)。1963年8月，爸爸突發(fā)心肌梗死。一向坦然樂觀的父親，仍笑對惡疾，戲稱他的病是“心急等死”，調(diào)侃他在醫(yī)院的無聊住院生活是“吃飯睡覺，拉屎撒尿，打針吃藥，下棋看報”。出院后病休在家，心無旁騖，便重拾書法篆刻，以此養(yǎng)神靜心，調(diào)節(jié)氣血。他的書法作品大至四尺中堂，小至三寸書簽，行草隸篆無所不包。他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發(fā)行的毛主席詩詞的編年順序，依每首詩詞的風格、字數(shù)、格式抱病書寫了成套的多體書法作品《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字體包括篆、隸、魏碑和行書。難得的是，在每一幅詩詞中，都能不受干擾地保持一種單一純凈的風格。父親在1964年后的書法作品一部分贈送朋友，一部分通過當時設(shè)在天津和平區(qū)長春道的“天津榮寶齋”（前身是40年代天祥商場二樓與我外公翟海颿、舅舅翟奉南關(guān)系密切的白石坡先生經(jīng)營的“夢花室”。80年代改稱“楊柳青畫店”）出售。1968年2月27日，經(jīng)受著疾病煎熬的父親，拖著心力交瘁的身軀到北京看望同樣處在災(zāi)難中的畫家翟奉南舅舅。3月4號他回到天津，兩天后就因心肌梗塞復發(fā)走到了人生盡頭。在風雨飄搖中度過后半生的父親，離世時尚不滿49歲。父親去世八年后，1976年“7·28大地震”，媽媽所居的我家樓房霎時傾覆為一片瓦礫，加上隨后的暴雨澆灌，他生前存在家中的書法原作、篆刻拓片和上百方印章隨著堆積如山的泥漿碎磚毀失殆盡。直至近幾年，我和弟弟、妹妹、女兒從各自的渠道，才零星收集到地震前流散的作品。雖為滄海一粟，卻彌足珍貴。————————“我永遠不會忘記，那童年滿天的朝霞。您把我高高舉起，讓我看到世界的博大。我永遠不會忘記，那災(zāi)難帶來的重壓。您帶我走出生命的低谷，讓我重新邁步出發(fā)?！?lt;/span>我和詩人弟弟鮑和平合作了飽含深情的獨唱歌曲《爸爸》。我永遠不會忘記，您在極度艱難的歲月里帶我走上藝術(shù)之途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話。 1942年（民國31年）5月3日（農(nóng)歷4月19日）爸爸媽媽（照片中站立者）在北京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舉行了隆重的訂婚儀式。 ——五叔鮑景廉拍攝 名都風景余秋色亂世人才比落花——1944年父親自題北海公園舊照 1965年，父親病中書寫的部分毛澤東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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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帶我走上音樂之路（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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