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八)</p><p class="ql-block">因為我的喜歡讀書與寫作,在村里居然漸漸有了一點名聲。比如當時的莊三大隊民兵連長周鳳金就經常對負責“翻青”的人說:“甭翻李洪勉的筐子,他的筐子里,保準是書?!币驗槲颐魈煜碌馗苫?,筐子里確實始終帶著一本書,利用田間地頭休息的時候看。</p><p class="ql-block">但是,這些名聲對我來說,未必是什么好事。雖然中國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傳統(tǒng),但在鄉(xiāng)下的人們認識并沒有那么高。他們知道的,只是“老婆孩子熱炕頭”,人們評價最高的,是那些“會過日子”的人;而如我這般只知道看書,疏于干活的人,往往被視為不務正業(yè)。生產隊長、也是我的遠房族兄李洪遠,就當著我的面,對我父親說:“敲鑼賣糖,各干一行。干嘛就得像嘛!”意思很明顯,說我不應該只知道看書,而應該把心思都放到干活過日子上來。還有的人稱我“太先生”,稱為“先生”,絕不是對我的抬舉,而是一種諷刺。</p><p class="ql-block">后來,我也在反思,人們?yōu)槭裁磿ξ蚁矚g看書這么反感?首先,是對我們這個老式家族的反感。過去,李家在村里是第一大家族,也是村子的“創(chuàng)始者”,別的姓都是后來者,給李家雇工。我們李家屬于典型的“耕讀人家”,在社會與官方都有一些人脈與勢力,別姓的人,往往把耕與讀視為不是一個檔次,是雇工與東家的關系;直到七八十年代,村里還有人說李家是“封建勢力”。我們家族以讀書立家,因此,讀書就成了我們的“原罪”。現(xiàn)在,我不安于種莊稼,豈不是賊心不死,妄圖恢復李家舊時的榮光,重新騎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 很明顯,恨的同時,隱隱的有一種羨慕嫉妒在。其次,讀書既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水喝,明明是莊稼人,卻要讀什么書,“干什么不吆喝什么”,吊兒郎當,好吃懶做,不就像過去年代的“二流子”嗎?第三,他們認定了,我即便讀再多的書,也掙不脫莊稼人的身份,加上當時的政治形勢,大批“讀書做官論”,提倡“讀書無用論”,因此,人們看我的目光是鄙視的。與我說話,難免陰陽怪氣,連諷帶刺。</p><p class="ql-block">1976年修“泊富路”時,我的那場大醉,絕對是我這種尷尬地位的真實寫照。</p><p class="ql-block">那年,全縣統(tǒng)一部署,從各公社抽調壯勞力,修建從泊鎮(zhèn)通富鎮(zhèn)的公路。以小隊為單位,吃住在工地。我也參與其中。從人們的言談話語中,也從各種活動安排中,我體會到了被排擠的滋味(順便說一句,李家在村里雖然是大戶,但在我們生產隊,周、劉兩大家,我家卻是單門獨戶)。工程最后,要進行工分評比,結果,毫無意外的,我被評為最低的一檔。我心里雖然不服,但又拿不出說得出口的理由,只能暗暗地生悶氣。臨近竣工,伙房安排改善伙食,燉豬肉。為了方便大家喝酒,特意安排在晚上。那年我不滿十七歲,幾乎沒怎么喝過酒,更沒有經歷過“酒場廝殺”,加上心里不痛快,自然就喝多了。我自己記不得了,據(jù)后來人們說,當時,我雖然喝多了,但是,仍然越喝越勇,甚至與人打起了賭。人們笑著學我當時的語氣,大喊:“咱賭魯迅的書!”當然是拿自己認為值錢的東西當賭注,用魯迅的書下賭注,可見書在我心里的位置。這件事,被人們當笑話說了幾十年,以至于前幾年與村里的人們喝酒,還提起此事。</p><p class="ql-block">2026,4,20,于北京</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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