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家祥離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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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盧溝橋的槍炮聲驟然響起，徹底打破了華北平原的寧靜，也驚醒了無數尚在沉睡中的中國人。山河破碎，風雨如晦，侵略者的鐵蹄肆意踐踏華夏大地，每一個有良知、有血性的中華兒女，心中都燃起了保家衛(wèi)國的熊熊烈火。滿懷一腔愛國情懷的熱血青年黃家祥，再也無法端坐家中，置身事外。國難當頭，匹夫有責，他憤然揮筆，寫下一聯(lián)自勉：“聽罷雞窗國事關懷頻按劍，畫成梅塢花香滿室不開簾”。短短二十余字，道盡了他心憂家國、不甘茍安、愿以身許國的赤子之心。筆墨未干，報國之志已決，他心中已然做出了一生最重要、也最決絕的選擇——告別故土，奔赴前線，用血肉之軀抵御日寇，守護家國。 一九三七年七月，在一個尋常卻注定載入家族記憶的日子里，黃家祥踏上了離家之路。沒有壯行的酒宴，沒有喧囂的送別，只有滿心不舍與萬般牽掛。他深情告別相濡以沫的愛妻，俯身吻別尚在懵懂之年的兒女，恭恭敬敬拜別白發(fā)蒼蒼的老父，又一一叩別手足情深的兄弟。一拜一叩，皆是骨肉親情；一步一停，都是家國擔當。他深知，此一去山高水遠，前路兇險，或許便是永別；他更明白，國之不存，家將焉附，唯有挺身而出，方能護得身后萬千家庭安寧。辭別家人之后，他一路輾轉奔波，經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接引，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正式加入到保家衛(wèi)國、抵御日寇的革命隊伍之中。從此，他與遠在寧德的家人天各一方，音訊漸稀，直至最終為國獻身，用自己短暫而光輝的一生，踐行了一位愛國志士許下的錚錚誓言。 自黃家祥離家那一刻起，牽掛與擔憂便像一張無形的網，將整個黃家緊緊籠罩。妻子、年幼的兒女，還有家中的老父一眾兄弟姐妹，無一日不在惦念他的安危，無一夜不在期盼他的音訊。在那個戰(zhàn)火紛飛、郵路不通的年代，一封家書，便是跨越千里的慰藉，也是一家人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八年初，黃家祥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參加培訓學習。在緊張的學習之余，對家鄉(xiāng)的牽掛，對妻兒的思念，他提筆給遠方的家人寫下兩封珍貴的書信。一封寄給父親黃毓英，一封寄給妻兄王肖義，信中細細訴說自己在抗大緊張而艱苦的學習生活：清晨伴著軍號起身，白日聆聽革命理論，夜晚在昏暗的油燈下苦讀，衣食雖簡，卻斗志昂揚。他在信中報平安，囑家人勿念，言語間滿是報國熱忱，也藏著對故土親人的深深思念。這兩封薄薄的家書，被家人視若珍寶，反復誦讀，每一字每一句，都成了艱難歲月里難得的光亮。 然而，這份光亮并未持續(xù)太久。一九三八年春，學業(yè)結束，黃家祥主動請纓，奔赴晉察冀抗日前線，投身到最艱苦、最危險的對敵斗爭之中。自那以后，他便徹底杳無音信，生死未卜。前線槍林彈雨，烽火連天，沒有人知道他身在何方，是生是死。無盡的等待與未知的恐懼，像一層揮之不去的陰霾，沉沉壓在黃家每一個人心頭。思念如絲如縷，纏繞晨昏；擔憂如影隨形，肝腸寸斷。一家人在漫長歲月里，默默承受著離別之苦、懸心之痛，在亂世浮沉中，奏響一曲悲愴而堅韌的命運交響。 黃家祥離家之時，家中已有一子三女。長子年僅九歲，大女兒六歲，二女兒三歲，最小的女兒還在妻子王灼珍的腹中，未曾降生。一家老小的生計重擔，驟然全部壓在這位年輕女子的肩上。王灼珍生性賢良淑德，溫婉堅韌，面對突至的變故，她沒有退縮，沒有怨言，毅然撐起這個瀕臨破碎的家。 她孝敬長輩，恭敬兄弟，待人寬厚，禮待下人，一雙巧手更是遠近稱道，縫衣刺繡、納鞋做帽，樣樣精巧。平日里，她不僅悉心照料家人衣食，還時常幫襯鄰里，溫和善良的品性，贏得了全家上下乃至親友鄉(xiāng)鄰的一致贊譽與敬重。若在太平年月，這般安穩(wěn)度日，本是尋常幸福，可亂世之中，平凡之家亦難幸免。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黃家在上海經營的布匹、紙張生意，受戰(zhàn)亂沖擊日漸蕭條，顧客稀少，周轉艱難，最終只能變賣資產，關門歇業(yè)。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就此斷絕，僅剩寧德老家的些許田產，勉強維持度日。到四十年代，黃家兄弟分家，本就凋零的家業(yè)再度分割，黃家祥妻兒子女一家的日子愈發(fā)窘迫。 一九五〇年土地改革開始，家中僅存的田產被沒收，一家五口徹底失去生活依靠，陷入前所未有的艱難困境。為了養(yǎng)活四個孩子，王灼珍不得不變賣家中所有值錢物件，首飾、家具、衣物，但凡能換錢糧的，都一一拿去典當?？杀囆?，難以持久，她只能日夜操勞，靠替人縫制衣服、鞋帽，賺取微薄收入，苦苦支撐。 據黃家祥子女回憶，那段歲月，糧食極度匱乏，吃的多是低劣米糧，混雜沙石，常生蛀蟲，一家人多半時候只能以地瓜、地瓜米充饑，十天半月都見不到一點油腥。肉體上的饑餓與勞累，尚能咬牙堅持，可精神上的煎熬，卻幾乎將王灼珍壓垮。丈夫一去多年，音信全無，生死不明，思念之情日夜啃噬著她的心。她常常獨自一人，捧著丈夫當年從上海特意為她買回的兩幅蘇繡，細細端詳，輕輕摩挲。繡品上的一針一線，都承載著昔日溫情，也寄托著無盡思念與等待。無人訴說的苦楚，無處安放的牽掛，只能默默藏在心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有一年，聽聞黃家上座來了一位城關有名的算命先生，人稱“盲人算”，卜卦極準。滿心期盼又滿心惶恐的王灼珍，讓二女兒黃桂玉陪著前去，只想問一問丈夫的生死下落。她顫抖著報出生辰八字，看著算命先生閉目掐算，心提到了嗓子眼。片刻之后，先生卻連聲嘆道：“命都沒有了，還有算什么命！” 一句話，如晴天霹靂，擊碎了王灼珍心中最后一絲僥幸。她瞬間臉色慘白，渾身冰涼，一言不發(fā)，踉蹌歸家。關上房門，壓抑多年的悲痛終于決堤，她泣不成聲，淚濕衣衫?？杉幢闳绱?，她依舊不愿完全相信，依舊在心底悄悄留存一絲渺茫希望，繼續(xù)在苦難中撐持，在等待中煎熬。 長期的營養(yǎng)不良、過度勞累與精神壓抑，終于拖垮了王灼珍的身體，她染上了肺結核。在那個缺醫(yī)少藥、醫(yī)療條件極度落后的年代，此病無異于不治之癥。每一次劇烈咳嗽，都伴隨著撕心裂肺的疼痛，嚴重時甚至咳出血絲，她只能讓女兒拿點白糖含在口中，稍稍緩解。病痛、饑餓、貧困、思念，層層重壓之下，王灼珍的身體日漸衰弱，最終在一九六〇年，在無盡磨難中撒手人寰，年僅五十三歲。一位善良堅韌、一生苦守的女子，終究沒能等到丈夫歸來，沒能等到苦盡甘來，令人扼腕嘆息，心酸不已。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寧德縣解放，滿城歡騰，萬象更新，黃家也在黑暗中看到一絲微光。 一日，黃家街巷來了一位寧德地下黨的同志，他帶黃家祥兒子黃國醒和大女兒黃鳴玉一起前往剛成立的寧德縣委，找到時任中共寧德縣委宣傳部部長李天瑞同志（中共寧德縣委于 1949年8月隨寧德解放正式成立，縣委書記由楊浩林擔任，因楊浩林未到任，暫由侯景域代理書記職務）。那位地下黨同志向李部長介紹了，兩位年輕人的父親是革命同志，曾經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他們是革命后代，應予以關照，并安排工作，于是黃家祥的兒子被安排到供給制的銀行工作，大女兒分配當了一名人民教師。 在組織關照下，兒子黃國醒與長女黃鳴玉相繼獲得工作，生活漸有起色。不久，兩人先后成婚生子，組建家庭，眼看苦難將盡，安穩(wěn)可期，可命運的風浪再次襲來。 一九五七年，隨著階級斗爭氛圍日趨緊張，極左思潮開始蔓延，全國范圍內開展清理干部隊伍的不純分子的運動，黃家被卷入時代漩渦。剛剛穩(wěn)定下來的黃國醒與其妹妹黃鳴玉、妹夫馬忠晃，先后被無端免去工作，黃國醒與妹夫更被送往偏遠山區(qū)，參加繁重勞動。從山區(qū)返回后，為了養(yǎng)家糊口，他們只能靠手藝謀生：黃國醒替人刻字、印刷，做些精細手工；妹夫則制作家具圓形木欄、裝裱字畫，辛苦度日。妹妹黃鳴玉先在農村擔任代課教師、民辦教師，后因子女眾多、身體孱弱，不得不辭去教職，操持家務，撐起小家。 黃家祥的父親黃毓英先生，是清末舉人，知書達理，為人寬厚，在地方上素有威望，是一位典型的舊式紳士。自黃家祥離家之后，他對兒媳與一眾孫輩格外憐惜，將對兒子的牽掛與慈愛，盡數傾注在這孤兒寡母身上?？箲?zhàn)期間，日寇侵擾寧德，為躲避兵禍，全家分頭前往郊外溪口、港尾親友處避難，黃毓英終將黃家祥妻兒一家?guī)г谏磉?，一路護送至港尾村，唯恐她們孤弱無依，遭遇不測。 黃家祥小女兒黃華玉出生之時，他在離家前曾囑咐，若生女嬰，無力撫養(yǎng)可送他人。父親黃毓英堅決反對，直言這是黃家血脈，無論多苦都要留在身邊撫養(yǎng)。也正因祖父堅持，黃華玉才得以留在母親身旁，平安長大。為保障黃家祥妻兒一家生計，黃毓英一直力主維持大家庭，不愿分家，直至家業(yè)凋零、實在難以維系，才無奈同意拆分。即便分家之后，他仍時常暗中接濟，常常悄悄叩門，遞給孫女一包錢糧，讓轉交母親；甚至將自己的長衫禮服拿出，讓王灼珍變賣典當，換取柴米油鹽，補貼家用。一位慈祥長者對兒孫的庇護，對遠行兒子的惦念，盡在這些無聲舉動之中，令人動容。 可就是這樣一位善良寬厚、一生守禮重節(jié)的老人，在解放后被劃為地主，田產沒收，境遇一落千丈。更令人痛心的是，某日有人通知，次日便要將他抓去批斗。黃毓英一生飽讀詩書，最重氣節(jié)與尊嚴，不堪受此凌辱，當夜徹夜未眠，在房中踱步長嘆，滿心悲憤與絕望，最終選擇在屋內自盡，以死保全名節(jié)，令人唏噓不已。 黃家祥的眾兄弟，也在時代洪流中歷經劫難。黃家祥的大哥早逝，未曾經歷后來風波；三弟黃家瑞在上海，曾為國民黨員，解放后遭羈押；四弟黃家祿夫婦均學醫(yī)，四弟曾在國民黨軍隊任軍醫(yī)，解放初返回家鄉(xiāng)寧德開診所，醫(yī)術精良，本想懸壺濟世、安穩(wěn)度日，卻無端遭禍。當時洋尾村抓獲一名土匪，從其身上搜出手槍，土匪供稱槍支來自黃家祿，僅憑這一紙口供，四弟當即被捕，次日便遭槍斃。當夜，弟媳帶著年僅十歲的女兒黃珍玉前去收尸，孩童身上沾滿鮮血，哭聲凄厲。家人將遺體葬于后山，并做標記，可七十年代再去尋找，墳塋已無跡可尋，只留無盡傷痛。五弟黃家香亦學醫(yī)，全家被下放至柘榮山區(qū)，在偏遠之地艱難度日；六弟黃家忠喜好詩文，常與文友吟詩作賦，竟被弄堂一不識字婦人之子舉報，誣稱其寫作反詩、心懷不滿，最終被判刑送往西北勞改。 曾經的書香門第，和睦之家，短短數年之間，分崩離析，風雨飄搖，令人扼腕長嘆。 黃家所經歷的磨難，并非只來自一端。解放前，家中傭人在外閑談，無意間透露黃家二兒黃家祥在共產黨隊伍中，家中還曾收到來自延安的書信。消息傳到國民黨縣委，當即派人闖入黃家，翻箱倒柜，大肆搜查，企圖找到信件作為把柄。所幸黃毓英早有防備，將書信藏于地板之下，搜查人員一無所獲，又顧及黃家在地方聲望，方才撤去。等人走之后，祖父不敢耽擱，連夜將書信取出焚毀，徹底消除隱患，以保全家平安。亂世之中，一份家書，竟可招致滅門之禍，老人小心翼翼背后，是何等無奈與心酸。 解放初期政府要辦一家企業(yè)，選定黃家，于是通知黃家限期騰出房子，黃家許多名貴瓷器、家俱搬不走，只好變賣，全家搬到城東溪流灣附近租房居住，后來工廠經營不善，一年半載就關門了，黃家人才得以回遷老宅。 一九七〇年，福安專署從福安遷至寧德，為安置工作人員宿舍，上級要求街道騰讓民間閑置房屋。當時黃家所在街巷屬繼光大隊管轄，大隊人員找到黃國醒，要求騰出黃家樓上空房。黃國醒表明，房屋屬下放山區(qū)的四嬸、五叔所有，自己無權處置。不料，當夜黃國醒便被強行帶至大隊部，扣押一夜。次日，一群人闖入黃家，破門而入，將屋內珍藏的古籍線裝書、字帖、文房四寶等悉數搬出，在天井中一把火燒盡，房屋也被強行占用。那些承載家族文脈與歲月記憶的文物典籍，付之一炬，家人心痛如絞，卻無力反抗，只能默默承受。 在長期極左路線影響下，黃家后輩亦深受牽連，求學之路屢屢受阻。小女兒黃華玉高中時期成績優(yōu)異，天資聰穎，滿懷大學夢想，卻因家庭出身問題被剝奪高考資格，只能前往農村擔任代課教師、民辦教師，憑自身努力與出色教學水平，多年后才得以轉正。黃家祥五十年代出生的晚輩，也因家庭原因無法正常完成學業(yè)，有的寄居福州親友家中，有的早早輟學打工，在河邊拾石、車站擺攤、鋪路做工，干最苦最累的活，小小年紀便嘗盡人間冷暖，歷經生活磨難。 黃家祥長孫黃元曾沉痛回憶，家中伯母當年含淚嘆道：“我們黃家不知犯了什么天條，國民黨抄了我們家，共產黨也抄了我們家。”一句泣血之言，道盡家族在特殊歷史時期所承受的委屈、苦難與不公，也折射出那一代普通中國人在時代大潮中身不由己、浮沉飄搖的真實命運。 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中國終于迎來政治上的清明，社會逐步走向安定與正軌。隨著政策落實，無數蒙冤之人得以平反，黃家子女也終于迎來新生。 黃國醒和妹妹、妹夫先后恢復工作：黃國醒進入銀行，黃鳴玉分配至二輕局，妹夫馬忠晃安排在農業(yè)局，各自擁有穩(wěn)定體面的職業(yè)，重拾生活尊嚴（二女兒黃桂玉一九四九年初中畢業(yè)，恰逢國家百廢待興，教育急需人才，全班經考試合格者，悉數錄入福安師范，畢業(yè)后終身從教，在三尺講臺默默耕耘一生）。 歷經數十年風雨坎坷、顛沛磨難，黃家后人終于擺脫出身枷鎖，過上安穩(wěn)平靜的生活。他們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與安寧，在各自崗位上勤懇工作，努力持家，用心養(yǎng)育子女，傳承家風，以自身行動為社會盡責，為時代盡力。 黃家祥，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舍家報國，義無反顧，最終以身殉國，他的愛國赤誠與家國擔當，永遠鐫刻在家族史冊之上。而他的親人，在漫長歲月里歷經戰(zhàn)亂離散、貧困饑餓、政治沖擊、精神重壓，卻始終堅守善良與堅韌，在苦難中守望，在絕境中求生，從未放棄對生活的希望，對親情的守護。 黃家的遭遇，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個微小縮影，是特殊年代里一段令人心痛的家族悲劇，更是無數普通中國人在家國變局中命運沉浮的真實寫照。那段苦難已成為歷史，那段堅守卻永不能忘。它讓我們深知，家國安寧來之不易，個體命運與國家前途緊緊相連，唯有國泰，方能民安；唯有國強，方能家興。 如今，黃家子孫開枝散葉，生活安穩(wěn)，衣食無憂。后人銘記先輩付出，傳承先輩精神，在和平年代認真生活，踏實前行，不負先輩，不負時代。那段塵封在歲月深處的家國往事，有熱血，有堅守，有苦難，有重生，它不僅是一個家族的記憶，更是一段值得永遠銘記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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