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下”雨中隨思（下）平民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豪宅大宅毀滅，留存的街巷并沒有隨之頹唐，浸潤其中的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淡定從容，更加令人動容。行至湖嘴北端的古市河，但見雨中的程公橋上，游人聯袂，傘蓋如云。橋東那面河下明清進士及第榜單前，亦有不少人駐足觀望。顯而易見，曾經繁華的河下文化，并沒有消沉而去，其所留下的精神財富，依然熠熠生輝，為人們尊重向往。</p><p class="ql-block"> 鼎盛于明清的河下商人集群，素有“儒商”之譽，贊之甚者，是他們在財富累積過程中一者為“仁”、一者為“文”優(yōu)異品質。</p><p class="ql-block">? 為“仁”者，是他們在生意興隆的同時，不忘施惠于鄉(xiāng)，不失慈愛之心。眼前的程公橋，雖起于當地湛真寺僧人岳宗借南河道總督府“參贊河務”的水工大師陳潢暫存銀兩主持筑建（初名“湛真寺石橋”），但其后的維護之類的費用，和湖嘴石板路一樣，則主要來自鹽商程氏家族解囊襄助，因此民間便改其名為“程公橋”。此類善舉，幾乎遍及鎮(zhèn)中每一個公共設施。這是“仁”，為“文”者的成就則更為顯赫。僅是科考，明清兩朝，在連綿五百三十七年，約二百期科考中，常住人口不過萬余的河下，就誕生了六十七名進士、一百二十三名舉人、十二名翰林、一百四十余名貢生?。數量之多倒也罷了，質量更是高得出奇。明嘉靖二十年有“狀元”沈坤，崇禎四年有“探花”夏曰瑚，清乾隆五十四年有得“帝師”之稱的“榜眼”汪廷珍。而因《西游記》享譽海內外的吳承恩，科考的最好成績，只是三次鄉(xiāng)試落第后才取得的進南京國子監(jiān)深造的“歲貢生”。足可見，那些進士及第的學霸絕非浪得虛名。</p><p class="ql-block"> 河下出進士，并非起于明清，史有記載的河下第一名進士，是大唐會昌三年及第的趙嘏，一位藝術成就非常了得的唐代著名詩人，其入選《全唐詩》的詩作多達二百六十首。只是明清時的河下進士有如泉涌，燦若星辰。一般人總喜歡把它歸之為彼時極度富有的鹽商崇文重教，捐資興學，延請名師大儒的大力推動，但對追求“學而優(yōu)則仕”的深厚歷史底蘊，則缺少應有的足夠關注。殊不知，大明恢復科舉制度的第二次科考，河下即有楊靖進士及第，此公三十歲官至尚書，并曾因辦案公允有度，獲太祖朱元璋“四善”嘉評。而他的出身背景，只是干魚巷深處一個普通的“民籍”家庭，與鹽商和財富并無直接關聯。諸如此類者還有很多，菜市橋西的劉氏一族，從明萬歷至清康熙，，后祖孫五世，由一世舉人起，后四世六進士接，得“五世魁科”極盛美譽，其背景也不是商道，而是世代傳承的仕宦家風。如此案例表明，河下的進士涌現，并非“飛來石”般的憑空而至，而是文脈歷史在新的時代條件共同起作用的激化爆發(fā)。 </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然而，事情似乎又并非如此簡單，細數看著燈光下被雨淋濕的進士榜單，從明洪武十八年楊靖起首，到清光緒三十年的五百二十年間，河下有進士及第的家族姓氏多達三十有余。其中更有例外，徽商程氏族人程駿業(yè)，一生勤奮攻讀，癡心功名，右臂殘疾，不能握筆的他卻偏偏將科考視為自己人生終極追求，一生應試無數，最后一次赴京參加順天府鄉(xiāng)試，已是八旬有余的老人，窮經皓首的結局依然是不第而止。但就是這種堅持感動了上蒼，讓他成為清乾隆、嘉慶二帝“千叟宴”座上賓，被他孜孜以求精神感動的皇帝特賜功名，從屢試不中的“舉人”到“進士”、“翰林”，一一補齊到位，一舉成為名揚天下的士人典范。而這一旺勢，當然有文脈傳承和財富支撐在起作用，但同樣的走勢結果，為什么在人文和財富條件差不多的地方卻鮮有存在，事出蹊蹺，必有根由？之后的街巷雨中行，我已無心觀景，一門心思全都在探尋其之奧秘。直待走到即將改名“淮安大學”的淮陰工學院河下校區(qū)前，時下一個熱點詞“地緣政治”，有如閃電直擊，頓時讓我“腦洞大開”，明清河下科舉文化勃發(fā)的動力是否與其特有的“地緣”相關，將我的探究引入了一個新的維度空間。</p><p class="ql-block">? 然而，事情似乎又并非那么簡單，看著燈光下被雨淋濕的進士榜單，從明洪武十八年楊靖起首到清光緒三十年，五百二十年間，粗略數來，族人得進士及第的姓氏竟多達三十有余，其中更有例外，程氏族人程駿業(yè)，徽商后代卻一生勤奮刻苦，癡心功名，右臂殘疾，不能握筆的他卻偏偏將科考視為自己人生終極追求，一生應試無數，最后一次赴京參加順天府鄉(xiāng)試，已是八旬有余的老人，窮經皓首的結局依然是不第而止。但就是這種堅持感動了上蒼，讓他成為清乾隆、嘉慶二帝“千叟宴”座上賓，被他感動的二帝不吝獎賞，特賜功名，從其屢試不中的“舉人”到不曾觸摸的“進士”、“翰林”，一一補齊，一舉成為世人仰慕的士人典范。由此可見，科舉旺勢的形成，文脈傳承之外，亦有財富支撐在起作用。但同樣的“旺勢”，為什么在人文和財富條件差不多的其它地方卻鮮有存在。事出蹊蹺，必有根由？之后的雨中行，我已無心觀景，一門心思全都放在其奧秘所在的深思之中。直待走到即將改名“淮安大學”的淮陰工學院蕭湖校區(qū)前，受其觸發(fā)，“地緣”，有如閃電直擊，頓時讓我“腦洞大開”，明清河下科舉文化勃發(fā)的動力是否與其特有的“地緣”相關，將我的探究引入了一個新的維度空間。</p><p class="ql-block">? 與淮安老城區(qū)僅一墻（城墻）之隔的河下，從形成之日起，就一直游離城區(qū)之外，即使到了工商經濟繁盛的明清，也只是一個城外小鎮(zhèn)而已。個中原因固然有老淮城面積有限的局限，尤其是明清，城中同時駐節(jié)的二品漕運總督部院，四品淮安府衙和六品山陽縣衙，冗雜的機構人員占據了大量的城區(qū)空間。再加上，淮安府城地處戰(zhàn)略要地，還要留出相當地域如先后擴建的新城和夾城，滿足衛(wèi)所和漕兵軍用所需。這還是空間的物理限制，比之更嚴重的還有傳統(tǒng)的社會階層的桎梏。按照士農工商的等級劃分，與政治功能密不可分的“士族”家庭，與滿足城市正常生活運轉密不可分的手工業(yè)主家庭，以及擁有大量土地，以出租獲利的地主家庭，在淮安都可以進入府城居住，而商人階層，尤其具有“商籍”的商人家族，則和舊時其它政治中心或軍事樞紐一樣，被禁止入住的規(guī)則拒之門外。這一做法，對于“商”之階層，無疑是一種政治壓制和社會歧視。開始時，得漕、鹽經營便利的河下商人對此可能尚無抵觸，但當根基扎牢，家業(yè)做大，兩三代人傳續(xù)之后，他們必然要對此等限的不公心生抵牾。既然不能改變官方桎梏，那就改變自己，河下商人群落紛紛將后代的出路轉向“學而優(yōu)則仕”，依靠財富優(yōu)勢提高家族成員的文化素質，進而通過科舉改變家族命運，贏得出人頭地的機會。那時的河下，為什么會有那么興盛的崇文風氣，為什么商人們紛紛解囊興辦義學，以致為什么會出現那么多的進士舉人，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內生動力或許就基于此。結果也正如其愿，資料表明，明清時期，淮安府轄區(qū)內，進士及第者八十四人，其中有近八成出自河下。在這方面，河下商人在崇文興教方面持續(xù)數百年的不懈發(fā)力，在居功至偉的同時亦獲益良多。</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河下文化，文脈厚重之外，還有武脈剛強，從來不乏為國為民的尚武精神和英勇擔當。進士榜中，不僅文科舉“三鼎甲”齊全，武科舉亦有明萬歷壬辰武科“狀元”葉允武，清乾隆戊戌武科榜眼“任聯捷”。比之更為輝煌的還有在歷史風云變幻、尤其是民族危機挺身而出的一眾英雄豪杰，鎮(zhèn)北有抵御金兵南侵的巾幗英雄“梁紅玉祠”，鎮(zhèn)中有抗擊倭寇、建立功勛的狀元沈坤府，鎮(zhèn)南有在甲午戰(zhàn)場為國捐軀的愛國將軍左寶貴紀念園，在歷史上，他（她）都是響當當的民族英雄。而之所以有如此“武脈”，最核心的原因是歷史上河下及周邊地區(qū)，從邗溝連通江淮到京杭大運河貫穿南北，再到黃河奪淮，處于江、淮、運、黃諸河交匯節(jié)點的淮安所在區(qū)域，自然就成了南北交通、物質轉輸、貨物貿易不可或缺的樞紐節(jié)點，軍事地位亦隨之直線上升。一旦出現地方割據、南北對峙的天下大亂，淮安更是成了南北勢力南下必取，北御必保的兵家必爭之地。處于淮安老城西北近郊的先北辰、后滿浦、再河下，自然不能脫身之外，一旦出現北方勢力南侵，這里就是戰(zhàn)場前線和重要據點。正是這樣的淵源機遇和環(huán)境熏陶，在河下成就了同樣光輝燦爛的“武”文化，使以保家衛(wèi)國為特色的英雄輩出成為必然。</p><p class="ql-block">? 南宋抗金女巾幗英雄梁紅玉，一個出自軍伍世家、身世艱澀、智勇雙全的傳奇女性。南宋建炎三年，苗傅發(fā)起叛亂，逼迫高宗趙構下臺，危急關頭，身為大將韓世忠夫人的她，受密令招其父巧施計謀，從敵巢脫身，策馬一晝夜趕至其夫韓世忠大營通知他回師勤王，解救危局，最終平定叛亂，梁紅玉立下大功，留下“一日兩夫人”特別獎勵的歷史佳話，并成為憑功勛領取朝廷俸祿的文官將將配偶的中國歷史上第一人。黃金蕩大戰(zhàn)，梁紅玉身臨一線協(xié)助韓世忠大戰(zhàn)金兵，現在很多人但知她“擂鼓戰(zhàn)金山”之勇，卻很少有人知曉她在戰(zhàn)后借彈劾其夫“失機縱敵”的重大失誤，澄清事實、保護韓世忠及宋軍士氣之智。后來受命協(xié)助韓世忠駐守楚州（今淮安），御敵于淮河一線，她更是以筑新城，“織蒲為屋”，與士卒同甘共苦的艱苦努力，創(chuàng)造出駐守十余年、“兵僅三萬，而金兵不敢犯”的軍事范例。今之淮揚菜系有傳統(tǒng)名菜“開陽蒲菜”，其之主料香蒲根芽，因曾被梁紅玉在駐軍糧荒時作“瓜菜代”“以菜充糧”，故而名之“抗金菜”，以表對女英雄的崇敬之情。</p><p class="ql-block">? 有軍籍家族背景的 明朝“抗倭狀元”沈坤，身世同樣傳奇，祖籍昆山的他生于其與吳承恩相鄰而居，因發(fā)小相善、同學情深，彼此訂立兒女親家婚約（后因吳承恩之子早夭而未成），兩人一直保持通家之好的親密關系。嘉靖三十五年，已是南京國子監(jiān)祭酒的沈坤因母故而回家盡孝守制，正逢倭患從江南流竄至江北，官軍征剿不力，就在倭寇日益猖獗之際，沈坤挺身而出，變賣家產，招募千人，親自操練，組建民間抗倭武裝。次年倭寇竄至淮安燒殺劫掠，沈坤率鄉(xiāng)兵力戰(zhàn)，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寇始退。隔年，倭寇卷土重來，沈坤又一次率鄉(xiāng)兵出擊，圍殲倭寇主力累計八百有余，為將倭寇逐出江北立下了汗馬功勞。就是這樣一個民族英雄，最終卻被抗倭不力、嫉賢妒能的一應官員以“私練園勇、圖謀背反”以及為害鄉(xiāng)里等莫須有罪名誣陷，被多疑的嘉靖皇帝下令削籍逮京拷訊，未及審明真相，本就重病纏身的他，便抱屈瘐死錦衣衛(wèi)獄中。今人為紀念他，以原址復建的方式修狀元沈坤府，建狀元閣，以表對他抗擊倭寇業(yè)績的尊崇之情。</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其后還有不怎么為人注意的清代民族英雄左寶貴。他本為山東費縣（今平邑）人，回族，幼時父母雙亡，被好心鄰居收養(yǎng)并習得皮匠手藝，十五歲時因打傷釘馬掌不付錢的官差而逃亡至河下避難落戶，頗得河下好心人呵護，娶河下回族姑娘陶二姐為妻，從此，重情義的他便視河下為自己的第二故鄉(xiāng)。或許是深受河下武文化特別是梁紅玉、沈坤等前輩英雄的熏陶影響，成婚不久，他便領著兩個弟弟投身軍伍，很快就因“性勇敢、多大略”，屢立戰(zhàn)功，脫穎而出，成為領兵將官。憑著治軍有方，關愛士卒和“貴不忘本，富而好施”，熱心為駐地百姓辦好事，官聲甚佳而一路高升，直至成為記名提督，晉封健威將軍，獲黃馬褂、頭品頂戴等賞賜。光緒二十年，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以總兵職駐守奉天（今沈陽）他受命領軍援朝抗日，因主帥懦弱畏敵，貽誤勝機，打爛一手好牌，致使清軍主力被困平壤，抱著必死決心奮戰(zhàn)在一線的左寶貴最終在牡丹臺炮戰(zhàn)中以身殉職，尸骨無存，成為甲午大戰(zhàn)中壯烈殉國的第一名高級將領，名列“甲午三英（另為鄧世昌、丁汝昌）”之首。出于褒獎，光緒帝準其入祀“昭忠祠”，贈“太子太?！便?，謚號“忠壯”，并詔令在其生前立功之地立祠祭祀。河下亦依朝廷旌表，在其夫人陶氏和和子女主持和地方官府、回漢民眾襄助參與下，依照回族葬儀，為左寶貴舉行了隆重葬禮，立“左忠壯公祠”，四時祭奠不息。曾經的左祠雖然在抗戰(zhàn)時期毀于日軍之手，但葬有左寶貴罹難戰(zhàn)場僅存的戰(zhàn)靴和殘衣的衣冠冢，則在河下民眾的保護下完好如初。</p><p class="ql-block">? 以梁紅玉、沈坤、左寶貴為代表的河下“武文化”，經典的特征，不是武藝精湛，也不是演義中的江湖俠義，而是關鍵時刻為國為民赴湯蹈火的大仁大義，是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民族氣節(jié)，是智勇雙全的智慧和擔當。其文化價值絲毫不遜甚至高于科舉文化。</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春雨仍在淅瀝，夜色中的燈光依然朦朧，可我來時的疑惑卻在雨時的蒼茫中覓得清晰答案。千年煙火淬煉的河下底色，不僅依然存在，而且還在新時代背景下煥發(fā)出新的生命活力。</p><p class="ql-block">? 其之富而有仁的儒商底蘊，已不再是巨賈逐利的衍生品，如今蓬勃興起的文旅經濟，已然把河下商道的“仁”放大為普惠民眾的發(fā)展紅利，成為吸引海內外游客體驗消費，促進地方經濟振興的金字招牌。也正因為如此，河下的居民，面對動輒數以萬計的日游客流量“沖擊”，卻很少有人選擇搬離，其之“定力”，最核心的要素，就是這種“沖擊”給他們帶來了收入持續(xù)增長的機會和福利。同時，也正是他們“留住”的理性選擇定力，讓河下依然保持著原生態(tài)生活的煙火氣，成為吸引外地游客紛至沓來、流連忘返的核心競爭力。游客如此倒也罷了，淮安當地的很多人也會因為它的吸引，在節(jié)假日結伴至河下休閑度假。研究文化的人大多明白，只有來自生活、能夠融合于現實生活的文化，才能獲取永恒的魅力。把商業(yè)文化的靈魂從謀利于私轉向實惠于眾，正在成為河下傳統(tǒng)商道革故鼎新的新型動能和轉折標志。</p><p class="ql-block">? 科舉已作古，但其文化中崇文重教的精神內核卻依然在這里傳承光大。古有晉地鹽商后人、受科舉文化熏陶而生的樸學大師?閻若璩，今有與河下文化淵源厚重的淮安籍學者、當代語言文字研究領域標志性代表人物、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原淮陰工學院現淮安大學早在六年前就在古鎮(zhèn)河下設立蕭湖校區(qū)，依托古鎮(zhèn)文脈，培養(yǎng)工業(yè)設計和視覺傳達方面專業(yè)人才。現在的河下，更是把歷史文化呈現作為新片區(qū)開發(fā)建設的新“風口”，在還原歷史格局的同時，不惜投入，通過本地遷移修復和外地整體搬遷重建等方式，形成以“世進士第”、“太史第”、“文魁樓”等徽派、贛派官宦府第古建筑群。網上有人以為這是在“造假，而我卻認為他是在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向古時鹽商崇文興教德行的尊重和致敬，是用古建筑所具有的傳統(tǒng)藝術元素，具象詮釋何以為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更何況，引進的俱是貨真價實的歷史文物，易地呈現，在m?z?y?yi既是保護，更是綜合價值的全面提升。難能可貴的是，異地而來的古建筑群，因氣質相投，與河下的人文環(huán)境氛圍竟無一絲違和，仿佛天生地就一般。幾天前，路過河下外圍，看到有不少小學生在老師帶領下到河下村游，詢問的結果，他們來此的主題均為“研學”，從輝煌的河下文脈中汲取“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精神營養(yǎng)和進取動力，讓歷史的文化基因活在當下，影響后代，未來可期。</p><p class="ql-block">? 如此一般的，還有以梁紅玉、沈坤、左寶貴等民族英雄為代表、基于家國情懷的英武文化和擔當精神，也在以各種方式在河下乃至更大的范圍傳播弘揚。經典者有上世紀抗日戰(zhàn)爭風云激蕩的一九三五年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應河下徽商友人之請，借河下蕭湖北岸的古靈王廟興辦的私立新安學校（因緣起徽商所邀，取徽州古名新安為校名），在陶行知的學生、繼任校長汪達之先生組織帶領下，走出了一支在黨的領導和影響下，用文藝形式宣傳抗日救亡，被稱為“民族解放小號手”的少年英雄團體——新安旅行團，一群小英雄，用十七年時間，在二十二個省的廣闊天地，用文藝宣傳形式宣傳抗日救國，激發(fā)全民抗戰(zhàn)熱情斗志，在特殊時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贏得崇高榮譽。上海解放后，隨解放軍進入的新安旅行團，三度改組，最終成為國家級文藝演出院團上海歌劇院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以藝術的途徑將自己的紅色基因和源于河下的文化品質在更大的范圍傳播開去。</p><p class="ql-block">? 由此可見，河下文化和生活的根脈底色，正在以全新姿態(tài)走在新時代征程上。以悠久的歷史文化為根基的河下，只要堅守根基，前景必定一片光明。</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 2026.04.21.于淮水之濱</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