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花俠”陳馬六甲澳門避難傳奇

高野海青

文：【澳大利亞】杰弗里.C.岡恩譯：【中國澳門】項方來源：“香山研究”微信公號 1924年，印尼共產(chǎn)黨主席兼共產(chǎn)國際東南亞巡視代表陳馬六甲曾短暫訪問澳門。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主義者當時正在為荷蘭東印度群島（當時的印度尼西亞）的獨立而進行艱苦的斗爭，蘇門答臘出生的陳馬六甲因此被荷蘭當局宣布為公敵。眾所周知，他被印尼第一任總統(tǒng)蘇加諾稱為未來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父”，至今仍是印尼民族主義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陳馬六甲于1923年12月經(jīng)蘇聯(lián)抵達廣州，比胡志明和蘇聯(lián)使館團提前一年多到達這座中國南方城市。他會說多種語言，能使用流利的荷蘭語、德語和一點英語，除此之外，他還會講當?shù)氐挠《饶嵛鱽喺Z和方言。在荷蘭的議會選舉中，他作為共產(chǎn)黨候選人以微弱差距被擊敗。 到達莫斯科后，他作為爪哇的代表在第四屆共產(chǎn)國際大會（1922年11—12月）上發(fā)表講話。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印度的馬納本德·納特·羅易、胡志明和日本的片山潛。 陳馬六甲在共產(chǎn)國際中享有廣泛聲譽，加上他和廣州的革命同志站在同一陣線，因此，雖然他還不會講中文，也有機會直接接觸當時國民黨政府之領袖孫中山。 1923年12月，兩人在位于廣州珠江邊的孫氏府邸，會晤。在其自傳中，年僅二十七歲的陳馬六甲提到，他似乎得到特別的優(yōu)待，同時見到孫中山和他的兒子孫科，還有廖仲愷、“可能”還有胡漢民和汪精衛(wèi)，均為這一時期國共合作的重量級人物。 胡志明受共產(chǎn)國際指示，專心于農(nóng)民事務；陳馬六甲代替他的角色，成為1924年6月在廣州舉行的泛太平洋工會（PPTU）會議的關鍵人物，同時又吸引眾多來自印尼、菲律賓等地的代表加入其中。 會議確定廣州為工會總部，還決定推出其宣傳雜志《黎明》（The Dawn），由陳馬六甲擔任編輯（由于印刷和翻譯原因，雜志實際只出版了兩三期）。1925年4月，也就是在陳馬六甲離開中國之前，他出版了第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荷蘭語著作《走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Naar de Republiek Indonesia），在當?shù)赜∷l(fā)行。 雖然陳馬六甲沒有特別提到在廣州見過任何越南人，但胡志明確實提起他與這位印尼人的會面。那時胡志明開始為蘇聯(lián)通訊社“羅斯塔”（ROSTA）工作，在1924年11月的信中向莫斯科報告：“我只見過馬六甲同志一次；他病了，告訴我他想回自己的國家。我想他已經(jīng)走了，因為我很久沒有見到他了。”正如胡志明所了解到的，陳馬六甲尚未適應中國的生活，這無疑是事實，廣州的氣候、食物和語言對他來說都很陌生。其間，疾病也悄然而至。 1924年9月，陳馬六甲在澳門。陳馬六甲在自傳中沒有提到澳門之行，相比其對于廣州的詳細描述，這實在是不可思議。此次澳門之行也沒有在任何其他著作或二手文獻中出現(xiàn)（有鑒于此，在各種語言的文獻中，本文都是首次提到陳馬六甲在澳門的經(jīng)歷）。 在共產(chǎn)國際檔案中，有一封字體寫得很粗糙的信，落款處寫道，“廣東，1924年9月16日”。信的內(nèi)容簡單地寫著“親愛的格里戈里·沃伊京斯基同志”。陳馬六甲用“Hassan”的代名簽署信件，信中解釋了他如何每兩周或每個月通過信使與爪哇和新加坡的同胞聯(lián)系。正是在這封信中，他寫道：“也許一周后我要去澳門療養(yǎng)一週。” 除此之外，其他唯一可證實這次澳門之行的是，他從澳門回來后，曾由廣州寄給沃伊京斯基一封打印信。信中解釋說，1924年9月下旬，他去澳門待了一個星期，表面上是為了躲避廣州的夏季炎熱，“因為那里的氣候比這里好得多”，同時也是為了身體的康復。關于康復，他解釋說自己只是恢復得很慢。他還抱怨自己“煩躁”和“緊張”。讓他感到壓力更大的是，他難以獲得有能力的中文翻譯作為協(xié)助，以幫助他推出自己用蹩腳英文寫的宣傳公告。 除中文翻譯外，他也在尋找優(yōu)秀的英文及馬來語翻譯，這可能是他在澳門時所考慮的問題。一號公報在廣州印得還很粗糙，二號公報已經(jīng)準備好要印了，“但是由于政府武裝戒嚴，廣州的商人和印行每天都面臨困難。這兩天又關門了，因為現(xiàn)在商家又在舉行針對孫中山博士的罷工”。 隨后，他用一句話準確地抓住了英國人的焦慮：“鎮(zhèn)上的每個商人和每個英國人都認為孫現(xiàn)在是一位純粹的布爾什維克。這可能是英帝國主義催促商人推翻孫政府的眾多原因之一?！笔聦嵣希?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的一間醫(yī)院去世了。 可惜的是，陳馬六甲沒有留下任何關于澳門的描述，但鑒于他對高檔酒店的偏愛，我們可以猜測他會住在利為旅酒店（Hotel Riviera）或類似的地方。逃離廣州夏季的炎熱可能只是一個藉口，陳馬六甲這樣有能力的特工不會輕易冒險過境，所以我們也想知道他持什么樣的旅行證件進入澳門？葡萄牙駐廣州領事費力什·奧爾塔（Félix Horta）是否已經(jīng)發(fā)給他簽證或通行證？這次澳門之行是否為他在中國直通孫中山的社交圈所安排？ 還可就此進一步提出問題：陳馬六甲希望在澳門聯(lián)系誰？或者，他是意圖將澳門作為未來的基地嗎？或者，更實際地說，他是否有可能來此尋求講英文的印刷商（包括土生葡人）的幫助，以幫助他克服在廣州面臨的主要問題，即公報和即將出版的著作所需要的拉丁文字體？筆者認為這個理由是最有可能的。 回到廣州后，陳馬六甲警覺到印尼共產(chǎn)黨內(nèi)部的危機，于是他繼續(xù)尋求新的出路。他從香港乘船前往馬尼拉，與當?shù)厝私佑|，但仍然與祖國政事保持距離。1927年，他的行蹤引起美國人的注意，因此被驅(qū)逐到廈門，后來在上海定居。1927年9月，荷蘭人向葡萄牙當局索要陳馬六甲可能在澳門留下的信息，但沒有任何記錄。 在日本入侵之后，陳馬六甲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很可能是為了找胡志明，而后者正在尋求解決馬來亞問題）。1932年10月10日，陳馬六甲被捕，監(jiān)禁在域多利監(jiān)獄。他與胡志明同時入獄，兩人未獲準見面。胡志明在法庭上受審，陳馬六甲只是未經(jīng)正當程序被驅(qū)逐出境。 陳馬六甲有“紅花俠”（Scarlet Pimpernel）之稱，名不虛傳，當時有關他的傳奇小說非常之多。最終，他回到祖國的土地，但趕上了日本占領的黑暗時期。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亞宣布獨立，陳馬六甲首次在國內(nèi)公開出現(xiàn)，但實權落入其對手蘇加諾（Sukarno）和穆罕默德·哈塔（Mohammad Hatta）之手。 雙方關于民族主義的政見不一，蘇加諾傾向于與重返印尼的荷蘭人采取外交路線，而陳馬六甲采取了不妥協(xié)的立場，結(jié)果被他的政-治-對手逮捕和監(jiān)禁。出獄后，他在農(nóng)村繼續(xù)“斗爭”，因大意于1949年2月21日被印尼軍事分子逮捕并暗殺。因此，他成為今天許多印尼人紀念的革命烈士。 印尼民歌《梭羅河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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