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典傳承：古人執(zhí)筆方式的變化

楊成國

書寫，從來不是懸在空中的筆畫，而是身體與器物、姿勢與材料之間一場沉默的對話。我每每提筆，指尖觸到筆桿的弧度，腕子懸起又落下，總?cè)滩蛔∠耄呵昵暗哪切┤?，左手托著一卷竹簡，右手斜斜?zhí)筆，在微光里寫下一個字，那字的傾斜，是手腕的弧線，是身體的呼吸，更是時代坐姿的印痕。書寫方式，原來從不是技術(shù)細(xì)節(jié)，而是古人活過的證據(jù)。 　　唐宋以前，沒有高桌，沒有靠背椅，人席地而坐，衣袖垂落，簡冊橫陳于膝前。左手輕托簡冊，右手斜執(zhí)筆管，肘腕皆懸于空，筆尖于是有了六面之靈：可提、可按、可左、可右、可前、可后。那是一種近乎舞蹈的書寫：指動如風(fēng)，腕活似水，字勢自然右傾，不是刻意為之，而是身體在重力與平衡間最誠實的回應(yīng)。后來高桌來了，肘腕貼案，空靈漸失，人們才開始“懸腕”“懸肘”，仿佛在追回一種早已遠(yuǎn)去的自由。我試過席地執(zhí)筆，果然，筆管斜了，字也斜了，可那斜里，竟有股說不出的生氣。 　　顧愷之《女史箴圖》里那位執(zhí)筆的仕女，指尖微攏，筆桿斜斜指向左下方；閻立本《北齊校書圖》中幾位文士，無一不是三指輕拈筆管，腕子松而活。莊天明先生考遍歷代執(zhí)筆圖像，說晉唐以前，“三指斜執(zhí)”是主流，拇指抵、食指鉤、中指頂，筆鋒斜出，便于在窄窄的簡牘上快速行筆。這不是“不規(guī)范”，而是最契合當(dāng)時材料、姿勢與節(jié)奏的智慧。我臨帖時偶爾模仿這種執(zhí)法，字雖稚拙，卻意外地輕快起來，仿佛指尖接通了魏晉的脈搏。 　　漢代人寫簡牘，左手持簡，右手執(zhí)筆，斜斜一劃，橫畫左高右低，字勢微微右傾。鄭培亮與盧芳玉先生說，連漢代毛筆的形制，筆桿略長、筆毫偏硬、鋒穎銳利都是為這姿勢量身而制。簡牘窄而長，書寫須縱向取勢、指腕并用，快而不亂。沃興華先生更點破：那右傾，并非審美選擇，而是生理使然，人以指運筆時，自然左高右低；若換作后世強(qiáng)調(diào)“腕力”，橫畫反倒左低右高。原來我們今天寫“一”字時下意識的頓挫與上揚，早已在漢代竹簡的刻痕里埋下了伏筆。 　　西漢文帝至武帝時，書寫尚重“用指”，筆鋒靈動，字勢縱逸；到了魏晉，胡床傳入中原，人們開始垂足而坐，坐姿一變，執(zhí)筆與運筆也隨之松動、舒展、草書便在這身體的解放中奔涌而出。待到唐宋，高案紙張普及，字可寫大，筆可寫慢，楷法漸嚴(yán)，而“右上取勢”也從一種身體慣性，沉淀為漢字的骨骼。我臨《蘭亭序》，常覺那連綿的筆勢里，既有席地而書的余韻，也有案前端坐的節(jié)制，兩種姿勢，在墨痕里悄然握手。 　　如今我們寫“永”字八法，橫畫起筆輕、收筆重，整體微微右上揚起，已成不言之規(guī)。這“右上”之勢，早已不是姿勢的殘留，而成了漢字的呼吸節(jié)奏。它從簡牘上斜斜生出，在紙頁間漸漸挺立，最終長成我們認(rèn)得、寫得、也忘不掉的模樣。我教孩子寫字，他總把橫畫寫平，我便不急著糾正，只遞過一支短桿筆，鋪開窄窄的仿簡紙，讓他左手托著，右手斜執(zhí)，不一會兒，那橫畫自己就“活”了起來，微微翹著，像一葉小舟，載著千年的姿勢，輕輕浮在墨色里。 　　1958年，長沙金盆嶺西晉墓出土一對對坐瓷俑，一人執(zhí)筆，一人展卷，筆管斜斜指向左下方，姿態(tài)自然如常。那一刻，古人執(zhí)筆的日常，不再只是文獻(xiàn)里的推論，而是泥土里捧出的體溫。我常想，所謂經(jīng)典傳承，并非要我們復(fù)刻古人的姿勢，而是懂得：每一筆的傾斜、每一字的呼吸、每一次提按的輕重，都曾與身體真實相貼；貼得那樣近，近得能聽見竹簡摩擦的微響，近得能觸到指尖的溫度。 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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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jīng)典傳承：古人執(zhí)筆方式的變化

楊成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