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農門”的前前后后

與人為善

跳出“農門”的前前后后 張正義 1953年，農歷癸巳年正月二十九，我降生在古都西安。因父親當年避戰(zhàn)亂、逃災荒背井離鄉(xiāng)，我與父母、姐姐有幸成為共和國第一代市民，一家人住在西安古城墻內，過上了新中國勞動人民安穩(wěn)幸福的日子。清晨，城墻根下的叫賣聲與巷子里的自行車鈴聲交織成日常，父母親每日緊張地在街道工廠上班，姐姐背著布書包蹦跳著上學，我稚嫩的身心感受著這座城市的煙火氣。 1960年，姐姐讀小學三年級，家中又添了兩個弟弟，五口之家的日子雖清苦卻滿是暖意?？晌以诔鞘行W入學剛滿一個月，國家為應對三年經濟困難、下放城市人口的政策，悄然波及我家。最終，十歲的姐姐留下陪伴年邁的姥姥，父母帶著我和兩個弟弟，擠上東去的綠皮火車，回到神農山下的老家——河南省沁陽縣趙寨村。車窗外的高樓漸漸退去，黃土地的氣息撲面而來，從那一刻起，我與弟弟們承續(xù)祖上血脈，重新做回地地道道的農民。 我在本村讀完小學、初中，又在公社高中就讀兩年。彼時我已是五兄弟的大哥。大姐不在身邊，弟弟們尚且年幼，我主動扛起家務重擔，經常帶著弟弟上學，放學后趕緊挑水、割豬草、喂牲口，上初中時就利用星期天和假日到生產隊掙工分。1972年元月，19歲的我高中畢業(yè)回鄉(xiāng)務農，當時雖已身高一米七三，體重卻只有五十三公斤，風一吹就有點晃，可我承襲了父親堅韌不屈的性子，田間男勞力的重活累活樣樣都能扛。在生產隊的兩年零八個月里，我吃透了犁地、播種、收割、揚場的各類農活，還在半山腰的石料廠拉了一冬春的石頭——寒冬臘月里，雙手凍得裂開口子，仍喘著粗氣弓背彎腰拉著1000多斤的石頭在山路上“吭哧”前行；在大寨田大會戰(zhàn)中，我和社員們掄镢揮锨，刨石鏟土修出層層梯田。那段日子，我熬過了人生中最艱苦的體力磨礪，也讀懂了土地的厚重與農民的堅韌。因上學時成績優(yōu)良、回隊勞動表現突出，1974年10月，經大隊革委會研究，我被選拔為民辦教師，終于有了少受風雨之苦的機會。 到學校后，我一直擔任初中語文教師兼班主任，還協(xié)助負責教導處與團隊工作。當時計劃內民辦教師，每月最高可掙三十個勞動日工分，另有五至八元公助款，在那個工分僅能換幾分錢、幾毛錢的年代，這份待遇顯得十分優(yōu)厚。我格外珍惜這份工作，白天在課堂上字斟句酌講解課文，晚上在煤油燈下批改作業(yè)到深夜，踏實勤勉的作風使我教學成績優(yōu)異，深得學校與大隊革委會認可，尤其受學校負責人任家良先生器重，常委以重要工作。多做事雖辛苦，卻讓我收獲更多榮譽與歷練，很快成為學校公認的骨干。 上世紀七十年代是農村教育“大躍進”時期，村村辦初中、普及初中教育，1975年前后，條件較好的大隊開始籌辦高中，我們村便是最早一批。1976年，縣里為解決趙寨學校高中師資缺口，分給村里一個師范院校招生名額，我有幸被學校與大隊推薦。公社審查時，因有人質疑我“家庭成分”，險些錯失機會，經學校與大隊領導全力爭取，我的材料終報送縣“大招辦”。面試時，我流暢清晰的表達，給主考老師留下了良好印象。當年10月，我拿到新鄉(xiāng)地區(qū)師范學校錄取通知書，按“社來社去”政策辦理了“農轉非”糧、戶關系，成為全家遷回農村后第一個吃上商品糧的人。糧、戶遷移證是我跳出“農門”的標志。 雖只是中等師范，在鄉(xiāng)親眼中我仍是村里少有的“大學生”。學校離家不遠，由沁陽“五七大學”代管，國家供應糧油、免收學費住宿費，每月發(fā)14.5元生活費。我自幼節(jié)儉，在學校能吃上白面饅頭，偶爾還有炒白菜，已感到非常滿足。當時每月伙食費不足十元，每學期還能省下二十多元，我會滿心歡喜攥著皺巴巴的紙幣塞給母親。因路況差、舍不得四毛五的車費，四十多里路全靠父親從西安帶回的彎梁自行車往返，車胎破了就推著走，遇上下雨道路泥濘就成了“人馱車”。那時我只是名義上跳出了“農門”，其實我始終牽掛著農村的家與家人，每逢周末、節(jié)假日必騎車回家，頂風冒雪、不畏寒暑，只為幫家里拉土墊圈、收割莊稼，或多掙一個勞動日的工分，盡長子之責。師范兩年，我從未荒廢學業(yè)，課堂上認真聽課，課后博覽群書，最終以全班唯一語文滿分的成績畢業(yè)。 1977年在師范學校的照片 　　我們這屆工農兵學員，親歷了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幫”、恢復高考等時代巨變，也迎來了身份的艱難轉折。1978年，我們幾經力爭，先獲準以特殊身份參加高考，又趕上省里考試選招、擇優(yōu)錄用師范類工農兵學員為公辦教師的政策，我順利被錄取。因師資緊缺，又被破格安排到離家不足兩公里的紫陵高中任教，當月領到41.5元工資——這是我二十五歲前拿到的最高薪酬，比一位未平反的右派老師還多十二元。當我把兩張十元大鈔塞到母親手里時，她粗糙的手緊緊攥著兩張紙幣，渾濁的眼里泛起淚光，我終于能為父母分憂、回報家庭。同年高考，我又被新鄉(xiāng)師專錄取，面對深造與養(yǎng)家的兩難，在校長勸導與家庭責任考量下，我毅然放棄全日制深造機會，堅守講臺、扛起家庭重擔，這份選擇，雖有惋惜，卻從未后悔。 婚后十年，我在講臺與農田間奔波，成了名副其實的“雙面人”。白天，我是高中語文教師，在三尺講臺上背、講、輔、批，不敢有絲毫懈怠；節(jié)假日，我放下粉筆扛起鋤頭，在自家承包地里翻地、播種、除草、收割，汗水浸透衣衫，兩手磨出老繭。那段日子，父親因長期過度操勞，不到六十歲就患了癌癥，四年多里做了兩次大手術，我既要在醫(yī)院守床照料，又要兼顧教學與農活，常常疲憊不堪，回家倒頭就睡。五個兄弟中有四個先后結婚，我作為長兄，不得不與父母分擔重負和焦慮；一雙兒女相繼出生，小家庭與大家庭的雙重壓力讓我經受了人生的歷練。父母離世后，我與大姐和四位已婚兄弟合力為小弟完婚。看著兄弟們各自立業(yè)成家，在政治、經濟上都有了自己的建樹，我終于卸下長兄的重擔，可那份未能為大家庭多盡心力多做貢獻的遺憾，卻始終縈繞心頭。 40年前（1986年）我父母均健在時的春節(jié)全家福 　　1990年我調往市區(qū)工作，1992年攜妻兒在城里租了一間三十平米的小屋，開始了市民生活；1995年，我們用多年積蓄購置了一套八十平米的單元房，當鑰匙插進鎖孔的那一刻，我才算真正在城市扎根，完成了半生跳出“農門”的心愿。 回望大半生，從西安城墻下的襁褓嬰兒，到神農山下的農家少年，再到三尺講臺上的人民教師，我走過了一條充滿汗水與堅守的路。跳出“農門”的前前后后，是時代浪潮的裹挾，更是個人奮斗的注腳。那些煤油燈下的苦讀、頂風冒雪的歸途、田埂上的堅守、講臺上的拼搏，都化作了生命中最厚重的底色。在過往的歲月里，我雖未能為大家庭與兄弟們多盡心力，但我用自己的方式，守護了家庭的溫暖，踐行了長子的責任，這份心安，便是對自我人生最好的交代。 原稿寫于2012年春節(jié) 選自《情牽夢繞神農山》（有刪減）

久草资源站色婷婷,妹子干综合,九九国内精品偷拍视频,欧美1区2区,理论av优区,热热色麻豆,精品久久无码,成人免费黄色电影网站,99在线一区二区三区

跳出“農門”的前前后后

與人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