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一級作家黃仁柯2026年開年新作：名人可不能瞎說愛老年人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名人，可不敢信口開河瞎忽悠》</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讀史瑣記十四）</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黃仁柯著</span></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杭州的秋天越來越短，脫掉 T 恤換上襯衫還沒幾天，仲冬的寒意驀然而至，"貓冬"的季節(jié)也就悄悄地到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本來，從記事那會起，我就沒有"貓冬"的概念。幼時在濟南，每逢滴水成冰，放學后差不多都要和大點的孩子到小清河去"打赤蹈"（滑冰）摔跟斗。及至長成到隊伍上吃糧，夜晚在海邊放哨、巡邏，凜冽的海風幾乎把人撕碎，也從來不會像有的調(diào)皮兵那樣躲地堡里去躲風、偷懶。</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然而，好漢不提當年勇啊，進入耄耋，雖然還說不上"貓冬"，但發(fā)呆、偷閑、無所事事、曬太陽的機會到底增加了許多，而隨心所欲地翻讀曾經(jīng)讀過又覺得意猶未盡的史書。也就成了閑暇中最為享受的時光。</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進入新年后，重讀的是有關(guān)"史無前例"的幾本書，其中就包含著葉永烈先生所著的那本《出沒風波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年11月版）說實話，雖然同在文壇，相隔也不遠，但我同葉先生并沒有太多的個人交往，也就是一塊參加過幾次文學活動，見過幾次面。但是，我們卻共同尊崇著兩個革命前輩：一個是中共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陳修良，一個是大革命時期中共溫州特支宣傳委員、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缽水齋》主、著名儒學家、佛學家蘇淵雷先生。同時，我們又共同相熟沙文漢、陳修良的女兒、上海輕工業(yè)研究所所長、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沙尚之女士和一個熱心中共黨史研究的朋友、浙江龍港市文史研究室主任林勇先生。這幾點機緣，使我們彼此不經(jīng)意間就成了可以一吐肺腑的同道。1997年上海電視臺邀我去做三集電視專題片《沙孟海和他的 CP 兄弟》，制片人見面伊始開口就向同事介紹說："這個作家是杭州的葉永烈，專門寫阿拉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雖然這個類比弄得我有點尷尬，但專題播出后，觀眾一點也不突兀，也不感到有什么"出格"，我這才淡薄了心中的忐忑。</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當然，促使我們彼此惺惺相惜最直接的動因還是因為我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不約而同地把寫作的目光聚焦到了那場對于中國歷史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的"五七風暴"，聚焦到了"五七風暴"中黨內(nèi)最大的一個"反黨集團"--《沙文漢、楊思一、彭瑞林、孫章祿反黨集團》的首要分子、原浙江省委常委、省長沙文漢，聚焦到了一門忠烈的"沙氏五兄弟"和陳修良同志。更巧合的是，在"沙、楊、彭、孫反黨集團"冤案平反還處于微妙、尷尬的時候，1995年12月，青海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葉永烈的長篇報告文學《反右派始末》;1996年1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長篇報告文學《沙孟海和他的 CP 兄弟》。《反右派始末》出版后，"墻內(nèi)開花墻外紅"，金庸先生主辦的香港《明報》、《明報月刊》等左派報刊刊文評介；等《沙孟海和他的 CP 兄弟》出版，情況更有改觀，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匯報、中華讀書報、法制日報、北京電視臺等五十幾家國內(nèi)主流媒體評介轉(zhuǎn)載。長期蒙冤受垢的沙氏兄弟，通過這兩本書的出版發(fā)行，再一次風風光光地在全國人民面前揚眉吐氣。</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這一段不約而同的共同經(jīng)歷，讓我和葉永烈先生成了彼此心儀的"老友"。2020年5月先生故世后，我心里一直牽掛著，期望著能有機會寫點有關(guān)他的文字?？墒?，葉先生的作品實在太多太龐大，以往雖然也讀過一些，但畢竟九牛一毛。如果蜻蜓點水似地說點皮毛，又擔心陷入魯迅先生譏諷過的"我的朋友胡適之"那樣的窘境。加上手頭正忙著一部一百二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焦頭爛額，寫紀念文字的事，也就只好放待他日。</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文章沒寫成，心里卻一直惦記著。這不，今年剛剛進入"貓冬"，我就又把先生的這本《出沒風波里》挑出來，重新品讀了起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出沒風波里》這書2006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不久，我就認真品讀，書上涂滿了紅色的圈圈點點。這書出版曾幾經(jīng)坎坷。就是在七萬冊全書內(nèi)文已經(jīng)印好的時刻，出版單位還突然接到上峰"停止裝釘，等待審批"的嚴令。如果不是胡喬木同志審閱后一錘定音，這七萬冊書可就得全部化為紙槳。</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這本書記述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大多出于作者對親歷者采訪后的第一手資料，好多當事人的記憶別開生面，聞所未聞。如果能根據(jù)葉先生書中提供的相關(guān)人物、事件線索，從歷史學的高度進行深一度的研究、探索，寫一部有深度、有力度的評介作品，成功的概率應(yīng)該很大。</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可惜，二十年的時光流逝，已經(jīng)使我難以進行這種需要花費大量體力腦力的系統(tǒng)的研究與著述。這種系統(tǒng)的研究與著述，只能寄希望于來者，我只能力所能及的打打邊鼓，把自己感觸最深的一些話題提出來，把被一些"文化名人"弄擰了的歷史細節(jié)指出來，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為后來人著書立說提供一點切實可行的意見。</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這種期盼，也許只是一廂情愿。然而，卻也是一種不能不如此的一廂情愿。我們是經(jīng)歷了那段歷史的見證人。如果知曉真相的我們再不發(fā)聲，任憑某些"名人"信口開河，讓那些似是而非的的"歷史"謬種流傳，不要說貽誤子孫，就是于良心不曾泯滅的我輩，也是一種無情的嘲弄與恥辱啊！</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可以說，《出沒風波里》一書既有許多獨家、樸實、生動的歷史事件陳述，又記載了不少歷史人物對于歷史事件艱苦思索后迸發(fā)出來的思想火花。這些獨具個性的歷史史實和思想火花（正面的、負面的）,足以讓文學人寫出的作品引人入勝、博得讀者的喝彩。但是，我仍然不打算如傳統(tǒng)評論家所喜愛的那樣做。從開始寫作《讀史瑣記》這組系列隨筆開始，我就已經(jīng)形成了自己的一孔之見。只把讀史閱讀中自己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東西介紹給讀者，而且僅僅點到為止。我不能代替讀者閱讀與思考，因為那是一個人認識世界與思想升華所必須經(jīng)歷的過程。</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閱讀《出沒風波里》，首先打動我的是葉永烈先生講的這么二段話。</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第一段話是他在《采訪王洪文秘書（廖祖康）》一文中說的，他說：</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歷史的鐵的原則是實事求是，不論在文化大革命舞臺上演正面角色還是反面角色，只要如實地回憶，都將受到歷史的尊重。"(《出沒風波里》p287頁）</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第二段話也是葉永烈在采訪王洪文秘書后寫下的短評，他說：</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那十年的經(jīng)歷，畢竟是他（按：指廖祖康）并不漫長的人生道路上不可磨滅的一段。他平素很關(guān)心有關(guān)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見到了就要買。當然，對于那些胡編亂寫的文章，他也頗為反感。他還告訴我，當時尚在服刑中的徐景賢等也非常仔細地閱讀報刊上有關(guān)文化大革命的紀實文學，有時還一起進行討論，指出不少謬誤之處。我覺得，他們的意見只要是實事求是的，值得重視和歡迎。他們畢竟是當事人。我花費很多時間去辦理種種手續(xù)，希望逐一訪問他們，其目的也就是為了使作品能夠符合歷史本來面目。(《出沒風波里》P284頁）</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可以說，葉永烈這兩段采訪手記說得非常到位，既切中要害，又恰到好處，是作家反復思考產(chǎn)生的精神成果。</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文壇圈子有不少人羨慕葉永烈有個在要害部門任職的同學，使他得到了公安部部長劉復之同志等開明領(lǐng)導的大力支持，獲得了采訪陳伯達、王、關(guān)、戚等"文革"當事人的絕好機會，從而為他的寫作奠定了厚實的歷史基礎(chǔ)。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側(cè)面。需要知道，葉永烈能夠最終得以寫出他的"黑色系列",最重要的關(guān)鍵還是因了他作為作家的歷史責任感，因了他襟懷坦白的坦蕩與勇氣。誰都可以想象，一頂"竊取國家機密"的帽子砸下，可是要墜入萬劫不復絕境的啊！</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讓我印象深刻的第二點是，有幾個"負面的"歷史人物，在經(jīng)受了歷史洪流的沖涮之后，還能在改革開放幾十年的語境下，向社會、向歷史，吞吐自己對于歷史往事的觀感。比方戚本禹，他在接受葉永烈采訪時就講了一段很有份量的話。葉永烈是這么記述的：</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他（指戚）首先提到了香港報紙的一些報道，認為那是胡吹。他說，一家香港報紙稱他是山東大學歷史系畢業(yè)，他根本就沒有上過大學。</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他說四川一家雜志刊登一篇文章，描述老人家在杭州談話，描述老人家談話時他（戚）的表情以及與老人家的對話。其實老人家談話時他根本不在場，那表情、對話又從何而來呢？這怎么能叫《紀實文學》?</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戚本禹又對葉永烈）說：像你這樣采訪當事人，那就很好。又說：我是學歷史的，自己又有過那么一段曲折的歷史。我的歷史教訓是，寫文章要實事求是，這樣才經(jīng)得起歷史的考驗。你現(xiàn)在做的工作，是歷史學家做的工作。過了一會，又笑著對我說：你已經(jīng)發(fā)表大量的作品，又是專業(yè)作家。你要沉住氣，扎扎實實把文化大革命寫好，不要急于出版。這將是部大作品，會超過你的任何作品。"（見《出沒》P331、P332頁）</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尤其令葉永烈難忘的是，戚先生對于幾位昔日同道的點評直接了當，一點也不扭捏。戚先生就公開告誡葉永烈："關(guān)鋒的話是實事求是的，不過，關(guān)鋒得過神經(jīng)病，他提早出獄，就是因為有神經(jīng)病，所以他的記憶力差一些。陳伯達的話，不大可靠。你去找陳伯達要當心，他總是說自己的功勞，至于他做的錯事他總不愿談………"（同上P333頁）</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1988年8月27日，葉永烈去戚本禹家進行第二次采訪?？墒?，房門緊閉，只門上貼著一張紙條："本室不對外接待"…….</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出沒風波里》全書370頁碼，39.5萬字，述寫"負面表現(xiàn)歷史人物"的文字比重，約占全書的20%。其他80％以上的篇幅，深情敘寫陳云、胡喬木、王光美、劉英、朱仲麗、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以及傅雷、馬思聰、葛佩琦、常溪萍等前輩歷史人物的慷慨人生，給人以強烈的心靈震憾。</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可是，宥于篇幅，我不敢面面俱到。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撰寫《紅色系列》報告文學，我筆下的革命前輩已經(jīng)數(shù)以百計。我這回只有"忍痛割愛"，把目光聚焦到那幾個有著"負面表現(xiàn)"的人物身上。因為說實話，這次能夠促使我一"貓冬"就提筆寫作本文，除了對葉永烈先生的懷念，最直接的一個原因就是上文列舉中王洪文秘書對葉永烈講到的那句："尚在服刑中的徐景賢也非常仔細地閱讀報刊上有關(guān)文化大革命的紀實文學，有時還一起進行討論，指出不少謬誤之處。"</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是這句話讓我再次想起徐景賢這位上海名人那本轟動一時的回憶錄《十年一夢》,想起《夢》中那一些我不說也許就真的不會有人再說的荒謬的歷史陳述。</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經(jīng)歷過"史無前例"的咱國人，對于徐先生的大名，應(yīng)該"如雷貫耳"，那時候的徐先生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是響當當?shù)纳虾５谌柸宋?，名符其實?quot;徐老三"。"四人邦"垮臺，徐先生獲刑十八年。1992年因病假釋，1995年刑滿釋放，1999年恢復政治權(quán)利。2005年10月，時代國際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回憶錄《十年一夢》。2007年10月先生在上海辭世，享年74歲。</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先生回憶錄出版的時候，時光已經(jīng)跨入了新世紀，香港回歸，小平同志"五十年不變"的許諾聲震寰宇。尤其當時的主政者提出"三個代表"、"科學發(fā)展觀"，主張"和諧"，語境相對寬松，企業(yè)主開始堂堂正正入黨。遍布大街小巷的書肆、書攤，琳瑯滿目，每到京滬，火車站里總會遇見書商小販向旅客兜售五花八門的盜版書，其中就包括著先生和其他一些歷史人物的回憶錄。而且那陣子互聯(lián)網(wǎng)異軍突起，以老人家名字為標幟的幾大網(wǎng)站風生水起，先生和其他幾個歷史人物的回憶錄成了這些網(wǎng)站的"吸睛花旦"。</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那時候的我已經(jīng)年逾古稀，偶而上網(wǎng)發(fā)見了先生的這本回憶錄。只是由于老邁，電腦上的文字讀來費眼睛。先生的回憶又實在冗長，似曾相識者眾，也就挑挑揀揀，把與浙江有關(guān)聯(lián)的幾個段落熟讀幾遍，其余部分，一晃而過。</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不過，網(wǎng)上瀏覽雖然潦草，其中的一個章節(jié)卻在心中激起波瀾，有一回重讀，甚至拍案大罵"嘩眾取寵""一派胡言"！盤算著寫文章，同"徐老三""理論理論！"</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然而仔細一想又覺得"于心不忍"。為寫這本回憶錄，徐先生從1992年獲得假釋到2002年，整寫了十年。先生患有心臟病、肺氣腫、風濕病，可以說這部作品耗盡了他生命最后的精力和勇氣。咱大國歷來都有"人死為大"的講究。雖然先生回憶錄中許多有關(guān)浙江的回憶嚴重失實，但浙江有那么多人在專職研究"史無前例"，他們的眼睛一定會比我亮。等他們坐不住了站出來發(fā)聲，不是更加順理成章了么？</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這么一想，心中的憤懣也就平息了下去。</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可是，十幾年過去，經(jīng)歷過"史無前例"的當事人，好多都變成了"地下工作者"，也沒見有文史專家（文化名人）站出來指出先生回憶錄中的謬誤。仿佛浙江的當事人已經(jīng)認可了徐先生的杜撰。因此，當我再一次讀到《出沒風波里》廖祖康那句話："徐景賢（在獄中）非常仔細閱讀報刊上有關(guān)文化大革命的紀實文學，指出不少謬誤之處"，我終于下定了把這篇"指謬"文章寫出來的決心。既然徐先生希望別人寫"史無前例"實事求是，那么別人要求他的文章實事求是，也應(yīng)該是題中應(yīng)有之義吧？只能先說一聲：先生，學術(shù)爭論，無分高下；晚生唐突，多有得罪了！</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先生的《夢》文，凡40余萬字，其中我認為漏洞百出的《江青擇婿記》一節(jié)的大半頁網(wǎng)文，連標點符號也就是600多個字?？墒沁@600多字的歷史記述，卻有著5處嚴重的失實。十幾年前初讀，我就將它抄錄計數(shù)了下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原文是這么說的：</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江青擇婿記</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人們只知道林彪、葉群為兒子"選妃"的故事。卻不知道江青也曾為自己女兒擇婿的內(nèi)情。一九六八年，我在上海曾一度參與這后一件事，特把經(jīng)過情形記述如下。</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張 X 生紅極一時</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張 X 生何許人也？浙江美術(shù)學院的學生，生于1940年，原籍安徽含山。文革初期，他是浙江美術(shù)學院紅衛(wèi)兵組織的頭頭，在奪權(quán)的過程中，又成為浙江省最大的"造反"組織"省聯(lián)總"的負責人。奪權(quán)以后，當上了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小伙子二十多歲年紀，出身很好，正所謂"根正苗紅"。本人是共產(chǎn)黨員，長得一表人材，操一口略帶安徽口音的普通話，頗有辯才，而且藝術(shù)修養(yǎng)也不錯，畫得一手好畫?？傊?，初次接觸下來，令人感到此人和那些靠沖沖殺殺、"造反"起家的粗魯漢子不同。</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張 X 生他們在文革初期有一個階段的處境非常困難："省聯(lián)總"一派在打倒原浙江省委負責人、向省委奪權(quán)的過程中，遭到了省軍區(qū)等的抵制和反對，幾乎寸步難行。但是，原浙江省省長周建人老先生卻偏偏支持"省聯(lián)總"的觀點，這位老科學家、魯迅的小弟弟有一股倔脾氣。他親自趕往北京，站在國務(wù)院大門外，說是"八十老翁無所求"，只要求面見周恩來總理，為"省聯(lián)總"嗚不平。后來"中央文革"就把浙江的兩派頭頭召到北京開會，張 X 生代表"省聯(lián)總"出席會議，當著江青的面侃侃而談，陳述自己的觀點，這個青年給江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不久，"中央文革"表態(tài)支持了張 X 生一派的奪權(quán)，駐浙江的野戰(zhàn)軍和空軍部隊也站到了"省聯(lián)總"一邊。張 X 生終于有了權(quán)，成了浙江省叱咤風云、紅極一時的人物。這個得到江青支持的高等藝術(shù)院校出身的紅衛(wèi)兵領(lǐng)袖，和李訥是同年出生，而且如今他的政治地位相當于副省長，和李訥的軍報總編輯的地位相當。這樣，張 X 生就自然地進入了江青擇婿的視野?！ㄒ陨弦?，假一賠十！)</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應(yīng)該承認，一個搞貫了"三突出"那一套的官員寫手，能夠從"擇婿"這樣一個生活的角度入手，寫出這樣洗練、淡泊、抓人眼球的文字，差不多可以稱得空前絕后了。如果先生把他的作品定位為"小說"，我肯定不會多嘴?？墒窍壬阉淖髌范ㄎ粸榧o實文學。既是紀實，那就屬于報告文學的范疇，又是"首次披露""官場內(nèi)幕"，我們當然就不能容許那些道聽途說、以假亂真的玩意貽誤子孫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上文已經(jīng)述及，先生這節(jié)幾百字的"擇婿"，最起碼有著5處嚴重失實的謬誤。</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第一處，先生說江青擇婿張 X 生，一個重要原因是張 X 生是共產(chǎn)黨員，政治上可靠。這第一個條件就靠不住。</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擇婿事件"發(fā)生的1968年，張 X 生并不是共產(chǎn)黨員。就是到了1969年3月"九大"召開，張 X 生依然是個黨外人士。2010年4月30日至5月18日；2011年5月20日至8月10日，我曾對周建人副委員長的機要秘書、辦公室主任馮 XX ，進行過長達數(shù)十個小時的采訪，對于張 X 生何以入黨的來龍去脈，可以說一清二楚。</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九大"召開那天，周建老一早就前往會場。周總理一出電梯，他就迎了上去?？偫韱栔芾希何铱戳舜砻麊?，浙江怎么沒有張 X 生呀？周建老說，他又不是黨員，怎么會有他的名單？總理說，哦？可惜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分組會上，周建老把總理詢問的事向當時的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南萍做了匯報。過不多久，南萍就差秘書把張 X 生的入黨申請書送給周建老，說總理的批評很對，我們知錯必改，請周老做張 X 生的入黨介紹人！周建老拿起申請表。介紹人一欄原來寫的是二十軍副政委、省革委會常委、政工組長孟昭玉和原省委組織部部長沈策。后來把表上孟昭玉的名字擦去，介紹人的位置才空了出來。介紹人意見一欄已經(jīng)填滿。周建人啥也沒說，就在介紹人一欄的空檔處，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過不幾天，履行完全部手續(xù)，張 X 生才成了共產(chǎn)黨員。</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徐先生這段回憶錄的第二個荒謬之處是他編造了一個周建人站在國務(wù)院大門外求見周總理"為省聯(lián)總鳴不平"、后來他的意見得到"中央文革"首肯、表態(tài)支持張 X 生一派奪權(quán)這樣的荒誕橋段。</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眾所周知，隋唐以來，江、浙兩省歷來都是咱大國的財賦命脈，是全國的糧倉、鹽池、錢袋子。清兵入關(guān)二百多年，一直都在南京設(shè)江寧將軍府，在杭州設(shè)杭州將軍府。</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雄才大略的老人家當然明白這其中的原由。"進城趕考"之后，老人家最喜歡居住、生活、工作的地方就是杭州。他喜歡夜深人靜的時候穿行杭州的大街小巷；杭州的山山水水，甚至崎嶇蜿延的十里瑯珰,也留下過他老人家的足跡。我的朋友、浙江省委黨史辦公室原二級巡視員、黨史學者李林達先生，曾經(jīng)在他的著作《情滿浙江》中披露，老人家解放后到杭州 XX 次，歷時 XXX 天。在杭州主持召開過數(shù)以幾十次的中央工作會議，簽發(fā)審核過數(shù)以百計的文件、批示。1967年，中央關(guān)于組建浙江省軍管會，關(guān)于改組浙江省軍管會，1972年關(guān)于整肅南萍、陳勵云的16號文件、1975年關(guān)于糾正浙江"雙突"錯誤的16號文件，都是老人家親自批準簽發(fā)。而且我查閱過"史無前例"中有關(guān)浙江問題的中央文件，全部都是以"中共中央、國務(wù)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四家聯(lián)署的方式出現(xiàn)。徐先生說"中央文革"支持張 X 生一派奪權(quán)，沒有實證依據(jù)，缺乏最起碼的歷史常識。</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可以肯定，給浙江史無前例把舵的是老人家，是周總理。浙江"史無前例"中的重大歷史關(guān)節(jié)，都是老人家發(fā)話，周總理貫徹。比如1967年運動初起，老人家就通過周總理，向浙江的群眾組織（"省聯(lián)總"、"紅暴會"）傳話：主席要保江華。</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江華是井岡山的。"省聯(lián)總"籌備1967年2月12日開大會批斗江華。會議召開前的2月11日，又是周總理通過省軍區(qū)系統(tǒng)的"紅機子"向內(nèi)定主持會議的張 X 生發(fā)布命令，指示省聯(lián)總兩個主要負責人立即把江華秘密運送到嘉興軍用機場，轉(zhuǎn)送北京診病。到達嘉興機場，總理派遺的專機已經(jīng)在機場等候。當時江華病重無法行走登機，是張 X 生和"省聯(lián)總"另一個主要負責人、以后的杭州師范大學美術(shù)學院教授杜英信（愿他的靈魂安息！)，把江華背身上一步一步登上的飛機。</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史無前例"給浙江人民帶來嚴重災難是不容爭辯的事實。但是在浙江運動每次出現(xiàn)重大偏差時，總會出現(xiàn)周總理力挽狂瀾的身影，這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否定（或有意識地屏蔽）這種客觀事實、無限制地放大個別壞人的作用，那怕僅僅是為了批判，也是一種要不得的思維方法。作為信奉唯物主義的共產(chǎn)黨人，無論何時何地都應(yīng)該堅持一個底線：是什么事就是什么事，是誰干的事就是誰干的事。移花接木、張冠李戴，應(yīng)該是任何一個正派人都會不恥的手段。</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至于徐先生回憶錄中述及的周建人站在國務(wù)院門口求見總理，更是荒唐。</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在一般人的影響中，周建人是靠了魯迅先生的"牌頭"才在建國后得以登上高位的。其實不然。周建</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人秘書馮先生在接受我采訪時多次同我講述過周建人的歷史。早在建國前，周建人就已經(jīng)加入中共、成為秘密的地下黨員，并且還向黨組織提供過許多重要的情報。（注意，是情報?。┲皇怯捎诮M織工作的需要，他的共產(chǎn)黨員身份，到了"史無前例"才由周總理親自向黨內(nèi)外公開。</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建國之后，周建人擔任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五七風暴"后，由周總理提名，周建人擔任了浙江省省長。1965年，他又被選舉成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直至1980年才因年邁辭職，轉(zhuǎn)任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從出任浙江省省長那會起，周總理就明確要求周建人：浙江的事你要向我匯報，并且指定了聯(lián)系人。馮秘書告訴我，擔任周建人與總理聯(lián)系人的先是國務(wù)院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后來由于童小鵬太忙，總理把聯(lián)系人改換成了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的王懷南。</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史無前例"期間，周總理曾經(jīng)在一個公開的場合與周建人敘家常，告訴周建人他查過族譜，他和周建人屬于同一支族，從譜系排序來講，周建人還是他的叔叔輩。周建人在北京分配有專屬于他的房子。他和夫人王蘊如與鄧穎超同志有著幾十年的交往。他到北京要見周總理，給聯(lián)系人、或者給鄧穎超同志打個電話預約就行，有什么必要"站在國務(wù)院大門"外喊冤鳴不平呢？這種表演作秀的事，"名星"干得出，一個國家人民代表大會的副委員長，干不出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凡此種種都足以說明，徐先生這個周建人"站在國務(wù)院大門外為張 X 生喊冤"的橋段，經(jīng)不起歷史的檢驗。表現(xiàn)了一種不體面的文風。要不得。</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徐先生回憶錄的第三處錯訛是先生著意屏蔽了參加江青接見時還有另一個畫家在場。把一個有關(guān)"美術(shù)革命"、有多人參加的接見，寫得隱隱綽綽，仿佛一場男女間的"幽會"，讓人感到荒唐。</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親歷過浙江"史無前例"的人都知道先生所云"江青擇婿"這檔子事。1968年10月（?）間，浙江的造反組織曾經(jīng)編印過一個小冊子，內(nèi)中就選有江青這次接見全過程的文章，2014年5月28日，我還對參加過這次接見的杭州師范大學美術(shù)學院杜英信教授進行了專門的采訪。</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杜教授在那次接受采訪時的回答與當年小冊子的記述一致。他告訴我，江青這次接見，當時的由頭是說要對美術(shù)界的文化大革命現(xiàn)狀進行調(diào)研，以便為下一步美術(shù)界的文化大革命提供指導意見。當時的杜先生是省革委會委員、省革委會政工組美術(shù)組組長、浙江美術(shù)學院革委會副主任。</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浙江美術(shù)學院當時的革委會主任是張 X 生。但張長期在外，美術(shù)學院的各項業(yè)務(wù)實際上杜先生當家。而且當時的張 X 生是美術(shù)學院學生，杜英信卻是美術(shù)學院的老師（助教）。江青要調(diào)研美術(shù)界的情況，杜先生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調(diào)研的對象。</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在整個接見過程中，杜教授與張 X 生一直呆在一起。所以徐先生回憶錄中所云江青為李訥與張 X 生單獨接觸創(chuàng)造條件、兩個人單獨親密會談二小時等等情景，只能是一個偽命題。旁邊明明就坐著一個杜教授，如果張、李真有什么悄悄話，青春年少的杜英信，耳不聾眼不花的，還能夠視而不見、聽而不聞？</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徐先生編造這么一段故事有什么官方依據(jù)我不知道，但在審理江青中沒有發(fā)現(xiàn)官方發(fā)布這方面的紀錄，蕓蕓眾生的我輩卻可以做出肯定的回答。</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回憶錄的第四處錯訛是，搞岔了張春橋接見張 X 生的時序。</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徐先生說張春橋接見張 X 生，他也參加了，是在"江青擇婿后" 的 "幾個月"。 </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江青擇婿"是在浙江省革委會成立后的1968年3月。類推，張春橋的接見就應(yīng)該是1968年七八月間的事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經(jīng)歷過浙江"史無前例"的過來人，大多聽到過張春橋接見張 X 生這件事。不過當時我們聽到張春橋接見的原因，卻是由于張 X 生到江青那里告了駐浙陸、空軍支左部隊"狀"的緣故。（筆者"史無前例"中參加的群眾組織與張 X 生觀點不一致，眼睛一直盯著他的動向，印象尤其深刻）。但是，省革委會成立后的幾個月，正是張 X 生與支左部隊的"蜜月期"。"團結(jié)在一起！戰(zhàn)斗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是省內(nèi)所有政治活動響遏行云振聾發(fā)饋的"革命誓言"。而且1968年黨中央發(fā)布處理廣西等地問題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后，浙江省革命委員會也緊跟著發(fā)布了"八．五"布告，組織以造反派隊伍為主體、數(shù)以十萬計的"工農(nóng) XXX 思想宣傳隊"，配合陸軍 XX 師的兩個團，對觀點不同的浙南群眾組織"溫聯(lián)總""麗聯(lián)總"進行武裝"清剿"（當時叫剿"溫匪、麗匪")。</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在這場歷時數(shù)月的"清剿"中，張 X 生等"左派"頭領(lǐng)大都"親臨火線"，與支左部隊"戰(zhàn)斗在一起！勝利在一起！"在這樣一種生死攸關(guān)的時刻，張 X 生那里還有對支左部隊"心懷叵測"的可能？</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實際上，張 X 生到江青那里告狀，應(yīng)該是1969年初的事，那陣子省革委會在內(nèi)部發(fā)起"批判小資產(chǎn)階級掌權(quán)"的整肅，張 X 生感受到了權(quán)力的威脅。</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所以可以說，徐先生把張春橋接見張 X 生的時間提前了。時空切割、時序倒錯是小說寫作中常用的技法。寫小說可以，寫史不行。這應(yīng)該是傳記（紀實）文學創(chuàng)作必須遵守的一條原則。</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徐先生回憶錄中的錯訛之處還有，比如他說張 X 生當了省革委會副主任，"他的政治地位相當于副省長"，就有點不倫不類。老人家對于革命委員會的性質(zhì)1967年初它一產(chǎn)生就已經(jīng)明確定位：" 這個臨時權(quán)利機構(gòu)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注意，老人家說的可是"臨時權(quán)力機構(gòu)"。既然是一個臨時權(quán)利機構(gòu)，當時參加省革委會的群眾代表，根本就不存在評定級別的可能性。曾經(jīng)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吳桂賢同志，本世紀二十年代就曾經(jīng)多次著文發(fā)聲，說她在中央任職期間，一直拿著西北棉紡廠發(fā)放的工人工資和每月32元（中央委員）的補貼。徐先生這種權(quán)力的類比，實在經(jīng)不起嚴肅的推敲。</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話說到這里，我們的這篇讀史瑣記應(yīng)該也到了可以剎鑼的時光。束股之際，還想回到葉永烈在《出沒風波里》中講述到的一個細節(jié)。葉先生說他在毛遠新家中采訪時，"毛遠新向我提及一些寫及他的書。其中有一本寫他和全秀鳳結(jié)婚時，王秀珍以保衛(wèi)高干家屬為借口，批下寬敞的新宅。毛遠新指著眼前的房子說：這就是所謂寬敞的新宅，十三平方米而已！怎么可以不了解情況，亂寫一通呢？</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毛遠新又說：那本書上還講，上海市委撥款6000元給我們作結(jié)婚之用。我很驚訝。我對全秀鳳說：我們從來也沒有領(lǐng)過什么上海市委給的6000元呀！"</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葉永烈在書中沒有正面述及他當時是怎么回復毛遠新的。但縱讀全書，我認為他是同情遭遇了誤解和委屈的歷史當事人、包括那些犯了錯誤和"罪過"但在某些問題中受了"失實"誤解的當事人的。</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我贊成葉永烈這種尊重歷史尊重事實的唯物主義態(tài)度。亦因如此，我對徐先生這篇600多字的短文提出了坦率的指謬與質(zhì)疑。這種指謬與質(zhì)疑聽起來也許不大順耳，但我認為這種實事求是肯定是歷史文學創(chuàng)作者所必須堅守的底線。徐先生晚年雖然一度"落薄"，但到底當過兩屆"中委"，當過"封疆大吏"，不管"正負"，怎么著也好說得上是個"名人"。而"名人"就得有個"名人"的樣子，就得更加講良知、講實事求是。</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名人"如果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不僅是對歷史事實的不尊重，也必將對后來人正確認識歷史，產(chǎn)生巨大的干擾與危害。</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正人正已，名人也一樣。你要人家實事求是，你自己也得如此。</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陳云同志說"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 ，應(yīng)該成為讀書人的座右銘。前一陣子國內(nèi)幾個"明星"（文藝界名人）在網(wǎng)上炫富、吸睛、作秀，還自以為是地胡攪蠻纏，引得蕓蕓眾生怨聲載道，群起而攻之。這種歷史教訓，"名人"們應(yīng)該認真地汲取，引以為戒。</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西湖岳王墳前有聯(lián)云：</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自古忠邪如冰炭，毀譽于今判偽真"</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諷諭世人做人要坦蕩，要行正立直，要公道平允，要實事求是。為人不講公道，縱然可以得逞于一時，但經(jīng)了時間的大浪淘沙，水落石出，只能落得個"機關(guān)算盡太聰明，反害了卿卿性命"。</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一句話，希望天下的大小 " 名人 "，做君子，遠小人；敬蒼生，走正道。千萬不要再信口開河、忽悠平頭老百姓。咱大國蕓蕓眾生歷來善良忠厚，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但若一味造假，把老百姓惹急了，后果也就可想而知。兔子急了還咬人呢，何況人乎？</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打住。</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2026年1月24日下午6時草于杭州</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2026年1月25日下午6時改于杭州</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2026年1月27日下午5時再改</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2026年1月28日上午12時改定</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葉永烈(右一)和作者一起參加蘇淵雷文集發(fā)行儀式。左一為文史學者林勇</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葉永烈(右一)和作者(左一)與華師大教授、蘇淵雷先生公子蘇春生。</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作者簡介：</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黃仁柯 男，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浙江省作家協(xié)會原駐會國家一級作家</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作者年青時的照片</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