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長征路（二）

李永康

前面說到，紅軍佯攻貴陽，成功調(diào)動了龍云孫渡部的三個師兵力馳援貴陽，中央紅軍則從貴陽與龍里的空隙中，突然轉(zhuǎn)向西南，兵分多路進入云南境內(nèi)，並連克定番（今惠水）、長順、紫云等縣，跳出了國民黨的包圍圈。 　　進到云南境內(nèi)的中央紅軍，面對綿延不絕的高山峻嶺，縱橫交錯的江河湖海，下一步該往哪里去？全軍除了朱老總和九軍團長羅炳輝是云南人，對局部的地形地貌有點了解，但對整個戰(zhàn)略轉(zhuǎn)向作用不大。真可謂“天無絕人之路”，1935年4月27日下午，軍委縱隊的偵察先遣分隊在滇黔公路上，截獲了從昆明方向開來的一輛軍車，經(jīng)檢查，車上竟有十萬分之一的云南軍用地圖20余份、云南白藥1000包另400瓶、以及宣威火腿、普洱茶等土特產(chǎn)等。經(jīng)審訊俘虜?shù)弥弘S行者是薛岳的副官，奉薛岳之命，前往龍云那里索要云南地圖的。 　　龍云送上的這份厚禮，使中革軍委及時掌握了敵人的防守情況和金沙江的渡口分布，並采用“聲東擊西，避實擊虛”的策略，一面大張旗鼓宣傳要攻打昆明，迫使龍云急調(diào)金沙江沿岸的民團趕來昆明救駕，一面命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分別佯攻金沙江上游和下游的龍街渡口和洪門渡口，以吸引敵軍兵力，命陳賡的干部團在中游皎平渡口甪繳獲的7條渡船，掩護中央紅軍過江，用了7天7亱時間，3萬來名紅軍全部渡過了金沙江。 　　皎平渡江北岸的山洞是古時馬幫的驛站，紅軍巧渡金沙江時，成了中革軍委的臨時渡江指揮部。巖洞左邊第一間是毛澤東辦公和住宿的地方。 　　紅軍“巧渡”金沙江，確實有個非常蹊蹺的事情在里邊。有軍史專家分析說：那是龍云制造的“一石三鳥”之計。人稱“云南王”的龍云，在20世紀(jì)30年代中，以精明著稱。作為地方勢力，他既不愿與紅軍正面交鋒，也不愿意徹底倒向國民黨，首先他選用軍車而不是飛機給薛岳送地圖，在紅軍必經(jīng)之地“意外”被截獲，這種方式既避免了公開援助紅軍的風(fēng)險，又巧妙地將紅軍引出云南。而若紅軍成功北上，則又能抵制蔣介石對云南的控制。不可謂是地方軍閥中的高明之人。 1935年紅軍在云南的脫險，既是軍亊史上的奇跡，也是智慧與策略的結(jié)晶。龍云的“一石三鳥”之計與毛澤東的果斷決策，共同書寫了一段蕩氣回腸的歷史。 　　1935年5月，紅軍到達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涼山彝族自治州會理縣。會理為川滇交通要邑，戰(zhàn)略地位非常重要。城內(nèi)敵軍守備雖然薄弱，但城墻修筑的異常牢固，紅三軍團連攻3天未果。 　　5月12日，本打算在會理城內(nèi)進行短暫休整的中央紅軍，不得已在城郊外扎營，並在城郊鐵廠（今會理縣紅旗區(qū)老街鄉(xiāng)鐵廠村）舉行六屆中央政治局?jǐn)U大會議，這是自扎西會議后的第一次中央紅軍領(lǐng)導(dǎo)人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參加者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秦邦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fā)、凱豐（何克全），紅一、紅三軍團首長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以及李德等。 　　會議先由洛甫作有關(guān)形勢報告，毛澤東總結(jié)了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的勝利，并分析了當(dāng)前紅軍的戰(zhàn)略形勢。會議批評了林彪、彭德懷等人。特別是林彪散布的四渡赤水大規(guī)模迂回是“走弓背路”，“會把部隊拖垮”，應(yīng)該“走弓弦，走捷徑”的錯誤觀點，以及他寫給中央三人小組的信，要求毛澤東、朱德下臺，“隨軍主持大計”，由彭德懷來指揮部隊。毛澤東在會上對林彪進行了批評，指出其缺乏戰(zhàn)略眼光。彭德懷也作了自我批評。 會議肯定了中央紅軍搶渡金沙江成功是戰(zhàn)略上的一個決定性勝利，證明了遵義會議后黨中央的戰(zhàn)略方針和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是正確的。會議決定中央紅軍繼續(xù)北進，渡過大渡河，力爭在川西北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創(chuàng)建新蘇區(qū)。這也是中央紅軍第四次改變落腳點，到川西北的設(shè)想被第二次提起。 　　會理會議是紅軍長征途中的一次重要會議，它進一步鞏固了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lǐng)導(dǎo)地位。為紅軍的后續(xù)行動指明了方向，對于紅軍的長征勝利具有重要意義。 　　會理城無法攻克，敵軍追兵又已趕到金沙江東岸，中革軍委立刻發(fā)布撤離會理命令。并任命原為川軍名將的劉伯承為紅軍先遣隊司令員，5月15日撤出會理，準(zhǔn)備借道冕寧縣北部的大涼山彝族聚居區(qū)直插大渡河。 由于國民黨軍長期對彝民的欺榨壓迫，彝、漢隔閡很深，尤其對漢人軍隊充滿敵意。當(dāng)面對“打不還手，吞聲忍辱”和“秋毫無犯”的紅軍指戰(zhàn)員時，彝族果基家支的頭人小葉丹深明大義，對我黨的民族政策深表贊同，并愿意和劉伯承司令員歃血為盟，結(jié)為兄弟，紅軍又贈送他們一批武器，并幫助組建“中國夷（彝）民紅軍沽雞支隊”。小葉丹還親自帶路引導(dǎo)紅軍通過彝區(qū)，為紅軍搶渡大渡河贏得了寶貴時間。 　　紅軍授予小葉丹“中國夷（彝）民紅軍沽雞支隊”的旗幟。 　　紅軍要到川西落腳，必須渡過大渡河，而安順場是這一帶唯一的一個渡口小鎮(zhèn)。1935年5月24日午亱時分，劉伯承和政委聶榮臻率領(lǐng)紅一團一營迅速攻占鎮(zhèn)街心，並繳獲守敵準(zhǔn)備燒鎮(zhèn)的一條木船。 　　安順場原名紫打地，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大渡河中游西岸，今為石棉縣安順場鎮(zhèn)安順村。1863年5月，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農(nóng)民軍4萬多人在安順場被清軍剿滅。72年后，蔣介石妄言要將紅軍成為第二個石達開，並向川軍下達“確保河防，圍厄紅軍”的命令，實行堅壁清野，鑿沉渡口所有船只，強迫老百姓搬出安順場，并沿街堆滿柴草，準(zhǔn)備在24日縱火燒街。也真是天佑紅軍，駐守當(dāng)?shù)氐膰顸h軍營長賴執(zhí)中在大渡河兩岸都有產(chǎn)業(yè)，並在鎮(zhèn)里養(yǎng)有一個小情人，為了方便保住產(chǎn)業(yè)和密會情人，他在24日白天沒有燒街，還偷偷留下了一條船，24日晚他正在鎮(zhèn)里密會情人，想不到半夜紅軍就攻進了安順場，而他的那條渡船，也成為了紅軍在25日承載著17位勇士強渡大渡河，攻占東岸渡口的“英勇”船。 　　在東岸，紅軍又打撈起2條被鑿沉的破船，就這3條船，要使3萬多部隊全部過河，大約需要一個月左右。而此時，國民黨的“追剿”大軍與紅軍相離只有幾天行程，如果不能迅速全部地渡過河，紅軍將面臨巨大危險。在這萬分緊急的情況下，毛澤東當(dāng)機立斷，決定紅軍必須迅速奪取瀘定橋，除了紅一師繼續(xù)渡河外，來不及過河的停止過河。具體部署是：劉伯承和聶榮臻率領(lǐng)已過河的紅一師以及陳賡、宋任窮的干部團為右縱隊，直接從東岸北上趕向瀘定橋。；由林彪率二師主力、一軍團軍團部和五軍團為左縱隊，循大渡河左岸，均向瀘定橋急進。軍委縱隊及三軍團、九軍團隨一軍團二師主力行進路線跟進。 　　這完全是一場生命與時間的賽跑。蔣介石得知紅軍的意圖后，立即電令號稱“西康王”的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長劉文輝派兵趕往瀘定橋增防，形成了一河兩岸敵、我兩軍同向行進的場面，如果不能趕在敵軍之前搶占瀘定橋，紅軍將會被分而圍之，后果不堪設(shè)想。中革軍委遂電令左縱隊紅一軍團先頭部隊加速前進，務(wù)必在28日趕到瀘定橋。令右縱隊迅速追擊前面夾江而行的敵李全山部。紅一軍團不愧是開路先鋒，他們晝夜行軍240里，終于于29日凌晨奪取並控制了瀘定橋西岸制高點海子山，很快又占領(lǐng)了瀘定橋西橋頭。 　　瀘定橋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瀘定縣瀘橋鎮(zhèn)，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九月，全長103.67米，寬3米，由13根鐵鏈組成，其中9根為底鏈，4根作扶手，橋面用木板鋪就。這是連接藏、漢之間貿(mào)易交通的咽喉要道，康熙取“瀘水安定”之意御賜橋名，橫批“一統(tǒng)山河”。西橋頭外的康熙親題《瀘定橋》御碑。 　　29日16時，左縱隊紅4團2營2連的22名突擊隊員，在連長廖大珠、指導(dǎo)員王海云的率領(lǐng)下，冒著對岸的密集火力，葡伏在光零零的鐵索上往前爬行，有的一手扶鐵索橋欄，一手持槍，踏著鐵索往前沖，紅4團的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在橋頭指揮，全團的所有司號員集中在橋頭附近吹起了沖鋒號，所有的機關(guān)槍、迫擊炮、步槍壓制住敵人的火力，槍炮聲、吶喊聲震天動地，22名突擊隊員快接近橋頭時，守敵慌忙點燃來不及撤掉的20多米橋板和亭子，向天全方向潰逃。原來，東橋頭的守敵，正是和左縱夾河同行的川敵李全山團，他們于紅軍前一天到達瀘定橋，而紅四團不僅要繞路，還不時遭遇敵軍的堵截，29日到達西橋頭時，敵軍已把橋板撤掉了80多米。而右縱在安順場東岸集結(jié)完畢，已與敵李全山團落后兩天的時間了。 　　右縱隊這一路也是過關(guān)斬將，沿途擊潰了敵軍六次攔截，于29日深亱趕到瀘定橋。楊成武連亱陪同劉、聶兩位首長觀看了這座從此聞名于世的鐵索橋。 30日，毛澤東、周恩來率領(lǐng)的軍委縱隊及紅一方面軍大部隊就浩浩蕩蕩從瀘定橋上越過了天險大渡河。蔣介石南追北堵的大渡河會戰(zhàn)及其要使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的夢想，未等把人馬調(diào)攏，就徹底破產(chǎn)了?！段赐甏m(xù)，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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