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聲聲話東林

孤獨的老狼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每每看到這副對聯(lián)，總是禁不住為明朝東林黨人心懷天下、憂國憂民的氣度和襟懷而激蕩。然而隨著對明朝歷史的深入了解，東林黨人的形象卻漸漸變成了另外一副模樣。 　　明朝后期，由于萬歷皇帝三十年不上朝，臭名昭著的宦黨獨攬朝政，特別是內(nèi)閣首輔大臣張居正死后，朝堂之上無人能夠制衡各方力量，于是六部三司等諸多官員在宦黨的淫威和權力的誘惑之下，出于政治上的自保及仕途上的穩(wěn)固，紛紛建立各種政治上的利益聯(lián)盟，形成了齊黨、楚黨、浙黨、昆黨、宣黨以及東林黨等諸多派系。這些人勾結在一起，“寧負朝廷恩，不犯眾臣怒”，逐漸形成了“有朋黨而無是非”的政治氛圍，令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更加搖搖欲墜。 　　明朝諸多黨派之中，聲勢最大、影響最深的還屬由江南士大夫組成的東林黨人。萬歷三十二年，因上疏反對“三王并封”被罷職回鄉(xiāng)的吏部員外郎顧憲成與弟弟顧允成、好友高攀龍等人重修宋代大儒楊時的“龜山書院”，在此講學并宣揚其政治主張。因書院清溪林秀，深得廬山東林寺之神韻，故名“東林書院”，顧憲成親自撰寫“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對聯(lián)懸掛于書院內(nèi)。東林書院標榜氣節(jié)，崇尚實學，通過講學、論辯、研討、撰文、出書等方式反對當時因誤導王陽明心學而產(chǎn)生的空談之風，提倡文人士大夫要有憂國憂民、心懷天下、不畏強權、視死如歸的氣節(jié)，倡導講實學，辦實事，有實用，求實益。這些主張對于當時頹廢、萎靡的社會氛圍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引導作用，江南文人士子前來求學者眾多。 　　以顧憲成為首的“東林八君子”人除了授課和講學之外還發(fā)起了東林大會，規(guī)定每年舉行大會一、二次，每月召開小會一次進行研學辯論，對愿意參加的人員不做任何限制。一時間，“憲成講學，天下趨之”，“四方來觀者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虛已悚神，執(zhí)經(jīng)以聽，東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聚攏在東林書院的文人學士們在研習孔孟之道的同時以“匡扶天下”為己任“裁量人物，逾位論政”，對朝野積弊、貪官污吏、宦黨專權提出了激烈的批評，這些針砭時政的主張得到了廣泛的社會支持。隨著越來越多的東林人士積極參與朝政，后來凡是支持和認同東林書院政治理念的官員都被稱為“東林黨人”，成為明末黨爭中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然而，東林黨面臨的政治環(huán)境卻并不樂觀。 　　在明朝末年的朝堂之上，東林黨人不僅要面對山東“齊黨”、湖北“楚黨”、浙江“浙黨”、江蘇昆山“昆黨”、安徽宣城“宣黨”的排擠，更是受到了以魏忠賢為首“宦黨”的殘酷打擊。就是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依然涌現(xiàn)出一批忠心報國、一心為民、嫉惡如仇、視死如歸的東林名臣。如“天下第一廉吏”左副都御史楊漣目睹魏忠賢權勢滔天、禍亂朝綱，不惜冒死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指出宦官專權的惡果“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nèi)，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字字句句如雷霆萬鈞直擊要害，魏忠賢聞聽之后驚恐萬狀，極力捏造罪名將楊漣投入獄中，并指使黨羽用鐵釘釘入頭顱致其慘死；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大膽直言弊政，嚴厲考核官員，與魏忠賢勢力針鋒相對，被誣陷受賄身陷囹圄，學生史可法前去獄中探望，看到老師“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的慘狀后淚流滿面，即便這樣，左光斗依然鐵骨錚錚絕不向奸佞低頭；還有明朝的“國本之爭”中，萬歷皇帝偏愛福王遲遲不肯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東林黨人認識到這樣下去恐怕會產(chǎn)生不可預估的危險，于是聯(lián)合起來誓死進諫，萬歷皇帝迫于壓力立朱常洛為太子，明朝政局才得以穩(wěn)定。 　　可以說，初期的東林黨人以剛正不阿、不畏強權、忠言敢諫、堅持真理的風骨成為明朝政治中的一股清流。明光宗朱常洛繼位之后，東林黨人因護國本有功迅速成為明朝政治舞臺上最有影響力的黨派。由于東林黨人反對貪污、關注民生，與明朝末年貪腐橫行的官場自然形成了對立關系，尤其與魏忠賢一派閹黨的斗爭逐漸進入白熱化。危難之中，東林黨人敢于堅持政治理念和主張，顯示出強大的凝聚力和頑強的戰(zhàn)斗力。他們利用“齊、楚、浙”三黨之間的矛盾進行分化轉移、拉攏離間、逐個擊破，在“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案的激烈爭斗中，更加團結的東林黨人笑到了最后；在與宦黨的斗爭中，東林黨人充分利用社會輿論，樹立忠貞剛正、公正廉潔的社會形象，最大限度地爭取皇帝的支持和同情。明光宗、明熹宗駕崩之后，明思宗崇禎對宦黨專政深惡痛絕，鏟除魏忠賢及其黨羽，啟用被壓制和罷黜的東林黨人，至此，東林黨人終于一家獨大，成為朝堂之上只手遮天的黨派。 　　隨著老一輩東林黨人的離去，掌握了朝政大權的東林黨卻逐漸喪失了前輩的風骨和氣節(jié)，逐漸將國家利益拋之腦后，徹底淪為江南地主、官僚、富商階級的代言人。這些滿口憂國憂民的東林黨人以“為民請命”、“散財于民”的名義提出削減江南地主與商人賦稅的建議，其態(tài)度之堅決，言辭之激烈迫使崇禎帝不得不妥協(xié)。時值后金入侵，內(nèi)外交困的崇禎帝無奈之下只能向大臣們籌集資金，但平日里慷慨激昂的東林黨人卻輪番上演哭窮的戲碼，使得崇禎皇帝在朝堂之上痛心疾首、淚流滿面。朝廷無法向富足的江南富商和地主豪強們征收工商稅，無奈之下只能增加農(nóng)業(yè)稅，如此一來，農(nóng)民的負擔達到了“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驚人的程度，農(nóng)民們走投無路下紛紛加入李自成、張獻忠等率領的起義隊伍，成為推翻明朝統(tǒng)治的一股洪流。 　　掌握了權力的東林黨人自詡“清流”，卻已然蛻變成道貌岸然、唯利是圖的小人，他們不再以家國天下為己任，不再為黎民蒼生而費心，高官厚爵成為了他們中飽私囊、貪圖享樂的工具。東林黨領袖李三才家財竟然達到470萬兩白銀，相當于大明王朝一年的財政總額，其后的東林領袖劉一燝、葉向高、錢謙益等人也都是家財萬貫的富豪。東林黨人在沒有掌握權力時為抗爭不公進行了艱苦的斗爭，可一旦掌握了權力之后卻竭盡全力地為他人制造著不公。他們利用“京察”的人事考核權，對本黨官員大加褒獎提拔，對其他黨派的官員則貶斥打壓，“黨同伐異”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以至于一心想力挽狂瀾的崇禎皇帝環(huán)顧朝堂之上，除了東林黨人之外竟無可用之人。 　　崇禎十七年，闖王李自成的大軍攻入北京，三十五歲的崇禎皇帝危難之際身邊唯有太監(jiān)王承恩一人，朝廷上高談闊論的東林黨人早已四處逃竄無影無蹤。煤山之上，崇禎自盡之前望著紫禁城發(fā)出悲嘆：“朕并非亡國之君，而諸臣皆為亡國之臣矣！”此時，大批東林黨人卻在為保全富貴紛紛投靠闖王李自成。清軍入關之后，這些恬不知恥的東林人士又投入滿清懷抱。南京城破之時，東林黨領袖錢謙益的小妾柳如是要和他一同投河殉國，錢謙益在河邊躊躇徘徊之后竟以“河水太涼”為由拒絕而茍全性命，后來因“迎降之功”成為滿清的禮部侍郎，其“風骨”、“氣節(jié)”真是連秦淮河邊的青樓女子都不如！甚至其外甥金圣嘆也辛辣地嘲諷道：一個文官小花臉，三朝元老大奸臣！ 　　究其根本，東林黨不過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在其存在的40多年時間里，多數(shù)情況下也不過是為江南士族豪強利益的“代言人”。內(nèi)不能濟世安民，外不能蕩平敵寇，那些所謂的“忠君愛國”、所謂的“為民請命”、所謂的“仁義道德”、所謂的“鐵骨錚錚”不過是爭奪官位和權力的工具而已。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漸遠；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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