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紙堆“拾故”（一）

杏壇花雨

現(xiàn)居也住了十五年以上了。一是日久年深，墻壁泛黃，墻皮脫落；二是前幾年兩個“搗蛋包”拿墻當做自由“創(chuàng)作”的地方，工具有蠟筆、鉛筆、粉筆、毛筆等等，顏色則赤橙黃綠青藍紫，應有盡有，內(nèi)容則是我看不懂的花鳥魚蟲，日月山河，五花八門?，F(xiàn)在都上學了，對“自由墻創(chuàng)作”也就不感興趣了。所以，我打算刷刷新，自然免不了再清理一遍那些“故紙堆”。 不過故物雖舊，真要扔掉的時候總有些翻翻這個，看看那個 ——都有些舍不得的情感，而且，從教學第一線、從農(nóng)村小院調(diào)出——搬家到城里來也四十多年了，先后搬了五次家，每搬一次就整一次，清一次，卻總清不凈。有些東西雖然久藏不見，但翻出來再看時，卻依依不舍——那上面有許多塵封的記憶和故事，讓你思緒萬千，也不會完全丟棄。 　就像這兩張照片，是從一本書里抖摟出來的。重新“自我欣賞”反倒覺得——三十多年前俾人既不算歪瓜裂棗的丑男，也不是兇神惡煞的歹徒，為什么有些人，特別是那些“領導”們總不太待見我？可能是我太愚鈍吧。但是老了后自我反思一下便常常會問，你什么時候待見過他們呢？于是也就釋然。 審視一下從衣服判斷，前者大約在1992年秋，后者大約在1993年初夏。到底在干什么也記不清了；誰拍的也想不起來了。但是可以肯定一定是工作的公共場合，因為私拍多是擺拍，而且不會忘記拍照的人。 　這張照片保存的比較好，倒不是因為照片有名人。 2000年“五一”，“全國中小學影視交育現(xiàn)場會”在開封舉辦，我們淄博一行五人與會。次日下午，在開封實驗小學進行“中小學“影視文化課現(xiàn)場教學觀摩”，由我市兩位女教師執(zhí)教。下課后，她倆對我提出能不能與于藍老師合個影。 我在教室前的小操場四下望望，看到《中國教育報》與會采訪的記者陳小蓓和于老從衛(wèi)生間方向走過來，我只得趨前幾步，打算先向陳說明一下，但于老卻已站好位置等待。我連忙對身后揮揮手，同時舉起了相機。“咔嚓”兩聲后，于老還站在原地未動，我一手收相機，一手向她致意。兩個小女孩突然明白什么似的，和陳小蓓一塊把于老送到車上。 晚餐時，陳來到我們餐桌前解釋道:于老今年八十歲了，又患糖尿病，為了聽你們的課早早地就到教室去了，前后堅持了一個多小時，下課后褲子都滲濕了。兩個女生聽了后，臉色紅紅的。 會議第三天則是開放性游園（清明上河園，因“清明上河圖”命名重建)。約上午十點左右，突然聽到有人叫我，抬頭一看約三十步外，陳記者正向我招手，于藍老師站在一邊。我趕忙走近前去。陳說“快，于老師要和你合個影?！甭劥?，我很激動，但什么也沒說，只是走到她身邊站好。陳記著走到我們正面舉起相機，于是有了這張照片。 拍照后我禮貌性的陪同于老走了一小段路。她告訴我說:昨天座談會后，我與幾個教育方面的專家進行了交談，他們都認為你的發(fā)言很好，建議可以進一步整理細化一下，寫成一本書。 想不到兩年后——2002年“六一”期間，“第六屆國際兒童電影節(jié)暨中小學影視交育研討會”在淄博舉行?！蹲筒┞暺翀蟆废蛭壹s稿，寫一篇與“江姐”有關的文章，我慨然應允。這張照片，也許就是這時候，被無意夾在了印裝格外精美的四開對折，冊頁式《淄博聲屏報》中。另外，我也在會議前一個月內(nèi)，完成了我的專著《中小學影視教育論綱》，并在會議前一天由印刷廠運到會場，分發(fā)到與會代表手中。 　　需補充的幾句話是:“論綱”交印前，我曾打電話給于老，問她是否可以將這張照片插在書中出版。她的回答實在而含蓄:你認為有益就發(fā)，但（書）好壞不在照片，而在于內(nèi)容。所以這本書沒有把這張照片插入。 于藍先生享天年白壽，是名副其實的“在烈火中永生”的人民電影表演藝術家。這篇文字也算我對她的天堂祝福和緬懷吧。 （同時找到的舊物還有幾件，一次“亮相”恐文字太長。為愿意讀的美友著想，只好在下一篇再擺活——故紙堆拾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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