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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吳鉤說宋》系列叢書有感

非洲小白臉

說起宋朝,你脫口而出的會是什么呢?是秉公執(zhí)法不徇私情甚至敢于打龍袍的包青天,還是楊家將抗遼的悲壯故事?是張擇端描繪東京汴梁繁華盛景的《清明上河圖》,還是“靖康恥、猶未雪”的《滿江紅》?我想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p class="ql-block">  在大多數(shù)人們的固有觀念中,宋朝是一個只有半壁江山的“窩囊”王朝。他軟弱無能、冗官冗兵,武力值與漢唐等王朝比起來明顯偏低,不得已向大遼、西夏提供歲幣。北宋末年金國大軍南下直逼汴京,將徽欽二帝及皇室宗親、部分官員、工匠、藝人共15000余人掠到苦寒之地“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宋高宗偏安東南,不思收復山河,建立南宋,后被蒙古滅亡。</p> <p class="ql-block">  但我們換個角度來看宋朝,它又是星光璀璨的:唐宋八大家,竟有六位都是出自趙宋王朝(確切的說是北宋),其中蘇軾更開創(chuàng)宋詞豪放一派,《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名篇等流傳至今;古代科學技術發(fā)展在宋代進入高峰,沈括的《夢溪筆談》成書,秦九韶撰《數(shù)書九章》,蘇頌制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鐘“水運儀象臺”,宋代還創(chuàng)新了水密隔艙等船舶制造技術;宋代新儒學百家爭鳴、大家輩出,形成了關學、濂學、朔學、洛學、蜀學、新學等諸流派,“宋初三先生”(石介、孫復、胡瑗)、“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還有南宋時集大成者朱熹,可謂名震寰宇。</p> 其實,我最初對宋朝感興趣,始自文藝作品。小時候看過電視劇《岳飛》、《楊家將》、《包青天》,當然還有大名鼎鼎的《水滸傳》,后來又聽《三俠五義》、《白眉大俠》等單田芳的評書,上大學以后又看金庸的《天龍八部》、《射雕英雄傳》,故事都發(fā)生在宋代。這些故事的主角,要么是統(tǒng)帥三軍的將帥,要么是武功高強的大俠。愛屋及烏,不僅讓年少的我對那個朝代也心馳神往,同時也不盡感嘆,宋代真是個傳奇時代,大俠客真多啊。 <p class="ql-block">  這樣的宋代就在我的印象中模糊存在著,直到2014年左右我追了專題片《中國通史》,從更為廣闊的視角對宋代有了初步了解。雖然趙宋武備孱弱,但是科學文化水平在古代高出了天際;澶淵之盟中給大遼歲幣雖然覺得憋屈,但它卻換來了宋遼邊境一百余年的和平;宋朝享國300余年,最后亡于蒙古鐵騎,但它卻是為數(shù)不多不是由于自身分裂或者臣民造反亡國的古代王朝。北宋都城東京汴梁,在歷史上也有著不同于長安的繁華,“舉目則青樓畫閣,秀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琦飄香……”</p> 2022年初,我有幸發(fā)現(xiàn)了吳鉤說宋系列從書,它包括《宋——現(xiàn)代的拂曉時辰》、《風雅頌——看得見的大宋文明》、《宋潮——變革中的大宋文明》、《知宋——寫個女兒的大宋歷史》,以及《宋仁宗——共治時代》。從下單到收貨不到三四天,但是面對著每本書五百多頁的篇幅,讀起來還真是要有些決心和恒心。 我從《知宋》讀起。雖然歷史浩如煙海,紛繁復雜,但作者從大家耳熟能詳?shù)乃未适禄蛘呷宋锴腥耄M而分析背后的相關制度和社會形態(tài),讓讀者有很強的帶入感。在這里列舉本書中的一篇:《兩處名勝背后的腐敗故事》。大家都應該知道《岳陽樓記》吧,在此章中,作者講述了滕宗諒因任慶州知州時挪用數(shù)萬貫公用錢遭人檢舉(其實滕并不貪財,只是喜結交朋友,行事豪邁,出手慷慨,花費公款確實是大手大腳,但并未中飽私囊),后“恐連逮者眾,因焚其籍以滅姓名”變向對抗審查,臺諫官揪住不放,滕被調整到湖南岳州任職,最后在那里“眾籌”重修岳陽樓的故事。原來“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的背后還有這樣一段公案。同樣,仁宗朝進奏院長官也是大書法家的蘇舜欽也因為私自盜賣單位的舊朝報(可以理解為一種報紙)換錢喝花酒,御史中丞上書彈劾后被以“監(jiān)主自盜”之罪名開除公職,之后寓居吳中,購廢園、買水石,造滄浪亭并為記,名傳至今。在這兩則故事中,滕、蘇二位主人公的私德應該都沒什么問題,但在遵守制度方面確實要求不嚴,最后受到處理也并不冤枉。我領教了北宋仁宗朝臺諫官的慣常作風,他們“一事過舉,議論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爭之”,甚至可以“風聞言事”,以緊緊盯住政府官員的差錯為天職。當然,對兩樁公案也有黨爭傾軋的說法,但作者對當事人及他們背后的高官(如范仲淹、歐陽修、王拱辰、鄭戩等)之間的關系做了深入的分析,起碼讓我感覺滕、蘇二人雖因臺諫官死磕改變了政治命運,但并不是空穴來風,死磕二人的臺諫官也可以說是認真履職,私人關系的好惡并沒有影響事情的走向,彼時私人關系密切、公共立場各異的情況也比較普遍。文章中還交代,后來滕宗諒請?zhí)K舜欽手書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也讓這兩位并無太多交集的士人因為命運的陰差陽錯獲得關聯(lián),也算是一段佳話,作者將這兩個故事編排在一起真是構思精巧。本書選取的25個歷史故事或者事件,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并不乏味。作者分析入情入理,依據翔實,而且從具體事件升華到思想和行為觀念,讓我對宋代(至少是北宋)的政治制度,如相對獨立的臺諫系統(tǒng)及分權制衡、糾錯機制、中央各種政策或者命令制發(fā)的嚴密審核制度、對古代皇帝及內廷權力、欲望的制約,以及司法領域中的“鞫讞分司、翻異別勘”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 如果說《知宋》選擇故事側中于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那么其他幾本就是全景式解讀宋代生活?!讹L雅頌》選擇了若干幅具有寫實功能的宋畫作為參考,展示宋人的起居飲食、焚香點茶、趕集貿易、游園賞春等風雅生活圖景;《宋》則從市政配套建設、文化生活、商業(yè)活動和管理、行政司法等板塊進行了更為全面和詳盡的說明;《宋潮》仔細考察了25項極具近代文化特征的宋朝文明表現(xiàn),呈現(xiàn)了種種近代化的端倪;《宋仁宗——共治時代》以時間為線索,詳盡講述了宋仁宗的一生,以這位“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的君主的經歷來一窺當時的政治風氣和國家治理情況。 讀罷吳鉤老師這幾部書,我對宋代(尤其是北宋)的認知又豐富了幾個等級。雖然它確實存在著軟弱、貪腐、冗官冗兵等積弊,但也確實存在超越漢唐等王朝的優(yōu)點: 一是人才培養(yǎng)選拔上,宋代是歷史上第一個全面以科舉取士的時代。作為古代選拔人才的重要途徑,雖然說科舉制度草創(chuàng)于隋,發(fā)展在唐,但程序日臻完善并大規(guī)模為國家選拔出經世之才卻是在宋。兩宋三百余年,總共通過科舉考試錄取進士及諸科登科人數(shù)超過10萬名,是唐-五代登科總人數(shù)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而且宋代科舉不再允許公薦,而是可以公開報名,更難得的是政策還有意向寒門傾斜,這就大大提高了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性,讓更多的讀書人和飽學之士可以通過科舉改變命運,實現(xiàn)人生理想與抱負。在具體操作層面,宋朝相繼創(chuàng)制了“鎖院制”(所有考務人員與外界隔離)、“彌封制”(密封考生個人信息)、“謄錄制”(謄抄考卷后不能辨認字跡)、“三級考校制”(對考卷成績的初評、復評、綜合評)、“別頭試”制度(類似與今天的回避),使得科舉考試過程最大程度的做到公平公正,將人情的影響因素減少到最低程度。從中受益最大的,當然是那些有真才實學的寒門學子。因此,宋代進士多出身寒微,《宋史》列傳中的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過四分之一左右,但出身布衣的則超過二分之一,而且隨著時代的演進,時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從南宋寶佑四年(1256)的《登科錄》來看:當年錄取了601名進士,其中平民出身的417名,官宦子弟只有184名,寒門進士占了絕大多數(shù)。我覺得科舉取士,讓許多人讀書有了用武之地,在古代也算是有了“知識改變命運”的通道。同時也積極刺激的當時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家庭如有條件,都會讓下一代讀書。通過讀書受教育,對于個人可以通過科舉成為朝廷的官員光耀門楣,對于社會則可以通過教化之功優(yōu)化社會風氣,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文明水平。 <p class="ql-block">  二是宋朝社會商業(yè)的發(fā)達程度。想必看過《長安十二時辰》的同學們都有印象,電視劇一開篇就反應了長安城開市的一幕。沒錯,唐代的長安城保留著古老的“坊市制”,即居民區(qū)與商業(yè)區(qū)分開,有坊墻相隔離。街道不允許擺攤開店,要做生意只能去東西二市,并實行嚴格的開閉市制度和“夜禁”制度,城門“昏而閉,五更而啟”,禁止市民夜行。而當你展開《清明上河圖》這幅長卷時,出現(xiàn)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只見街道縱橫交錯,居民鱗次櫛比,商鋪百肆雜陳,酒樓歌館遍設,人們沿河設市,臨街開鋪,商旅云集,車水馬龍。而且“夜禁”也被突破了,出現(xiàn)了繁華的夜市。濃濃的商業(yè)氣息撲面而來,實實在在的東京夢華躍然紙上。縱觀歷史,大多數(shù)王朝都有抑商、辱商、賤商的政策與法律,但宋朝是個例外,商人受歧視的程度最低,商業(yè)環(huán)境最為寬松。趙宋立國,即頒發(fā)“恤商”法令,寬待商人,鼓勵商業(yè),并嚴禁官吏勒索、刁難商賈。同時,“工商之家不得預于仕”的禁令也松動了,“國家開貢舉之門,廣搜羅之路······如工商、雜類人等,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宋朝時,在一部分商法的制訂過程中,商人還被政府邀請為座上賓,參與修法,能夠吸收商人意見,這在其他封建王朝也是不多見的。在這樣“重商主義”的氛圍下,宋朝的經濟發(fā)展空前繁榮,不僅茶樓酒肆、勾欄瓦舍等工商服務產業(yè)日趨繁榮(出現(xiàn)了商標和廣告),手工業(yè)(兵工、制鹽、釀酒、造船、陶瓷、紡織、造紙等等)、采礦業(yè)(金礦、銀礦、煤礦等)、房貸業(yè)(開設當鋪)、倉儲業(yè)(時成“停塌”,倉庫為“塌房”)亦蓬勃發(fā)展,甚至還出現(xiàn)了由政府設立的多種官營金融機構,包括交引庫(負責印發(fā)各種有價證券,如鹽引、茶引、香藥引等)、榷貨務(向商民發(fā)行及兌收各類有家證券)、交子務(印制發(fā)行各類引用貨幣,交子、會子)、市易務(接受城市商人的抵押貸款申請,提供經商資本)、檢校庫(類似于今天的金融信托)、抵當所(國營存貸款機構)等等。宋代商品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也體現(xiàn)在貨幣量。雖然不能認為“貨幣即財富,財富即貨幣”,但在不發(fā)生嚴重通貨膨脹的前提下,貨幣量確實是國家財富與經濟規(guī)模的體現(xiàn)。據記載,宋“國朝初,平江南,歲鑄七萬貫(銅錢,一貫為一千文)。自后稍增廣,至天圣中,歲鑄一百余萬貫。慶歷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已后,歲鑄銅錢六百余萬貫。”真可謂“藏富于民,留錢于地”。唐玄宗天寶年間是唐代鑄錢額最高的一年,大概也只有不到三十三萬貫。而明代政府最為消極,從1368年1572年200年間總計鑄銅錢四百萬到六百萬,只是北宋熙寧變法期間一年的鑄幣量。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明代的民間交易還用著從宋朝流傳下來的銅錢。因為宋朝銅錢制作精良、幣值穩(wěn)定,且當時航運發(fā)達、鼓勵通商,遂宋錢差不多成了日本、東南亞、阿拉伯等貿易區(qū)的國際貨幣,購買力十分堅挺,“每是一貫之數(shù),可以易番貨百貫之數(shù)。”是的,解脫了坊市制的束縛,人們不在憚于言利言商,政府對商業(yè)、商人的鼓勵,加之海外貿易的高度繁華,宋朝在商業(yè)達到了一個空前繁榮的階段。</p> 三是共治天下。這是帝制統(tǒng)制時期難得的政治理念。我們印象中的封建王朝,皇帝的權威與權力是至高無上的,殺伐決斷,說一不二。而且作為帝國的主宰,皇帝還操控著整個帝國的運行管理,每日看奏折、處理政務,日理萬機,綱常獨斷。是的,在離我們最近的清王朝就是這樣,正如康熙自詡“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但在其他政治修明之世,特別是在宋代,皇權并不專制。宋朝的政治理念,類似于今天的“虛君實相”,君主地位超然,不親細務,垂拱而治;國家的治理權委托給宰相領導的政府;對政府的監(jiān)察權則委托給臺諫系統(tǒng)。其實,我覺得這種治理框架在漢唐早已有類似的雛形,但在宋朝卻因為文官集團素質的整體躍升使這種治理落實的更好更有效。這首先要得益于科舉制度為宋王朝官員系統(tǒng)輸送了大量人才,文官集團做大做強,這些入仕的公職人員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德才兼?zhèn)洌詈竦娜鍖W修養(yǎng)讓“公天下”理想深植他們的血脈,并以“回向三代”為志,比任何時代的士人都更加自覺的強調“天下為公”。北宋學者王禹偁說:“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朱熹也提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更有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二要得意于趙宋立國之初趙匡胤立下的誓約。據南宋筆記《避暑漫抄》記載:“藝祖(宋太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以后每有新皇帝即位,都要獨自在碑前拜跪瞻默誦訖,其他人均不得知其內容。后來靖康之變,開封城破,門洞皆開,碑文內容人們得以一見。其中最重要得一條就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并附加“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边@條誓約成為祖訓,基本上得到了趙氏子孫的遵循。寥寥數(shù)字,為恪盡職守的官員按職責辦事、臺諫系統(tǒng)敢于發(fā)表意見提供了制度保障,“異論相攪”成為朝堂的常態(tài)??v觀兩宋三百余年,幾乎未有誅殺上書言事之士民,真可謂意義非凡(和明朝對比一下就知道了)。基于文官集團的高素質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祖訓誓約,宋朝出現(xiàn)了封建王朝最不壞的政治體制——天下共治。在國家層面,詔令不可出自君主獨裁,而是必須“經大臣議論而行”,“一切以宰執(zhí)熟議其可否,而后見之施行”,既有宰相執(zhí)掌具體的國家治理權。如果政令“有未當者”,則“臺諫劾舉之”,以制衡宰執(zhí)的執(zhí)政大權。執(zhí)政-臺諫,在加上端拱在上、最終“拍板”的君主,形成類似君權、政權、監(jiān)察權共治的結構,并且最大程度的馴服了皇權。這里還是要肯定一下大宋的文官集團,雖然其中也有大家痛恨的權相奸相以及貪腐之臣,但其中大部分人還是懷著崇高的理想與抱負,履行著自己的職責使命,并且發(fā)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逐漸完善了各項制度。使得從官員選拔、考核、晉升、去職到權力命令的發(fā)起、傳遞、審查、執(zhí)行、問責以及各類法律制度的制定、優(yōu)化(司法制度中出現(xiàn)的鞫讞分司、錄問、翻異別勘等異常繁密嚴禁的程序),都有完備的制度與程序可循,而且分權制衡,從而最大限度的隔離私人因素的影響。以皇帝直接授意的詔書起草過程為例,負責起草詔書的中書舍人覺得不合法度,可以拒絕草詔,“封還詞頭”;門下省的給事中審核過程中認為“政令有失當”,可以行使封駁權,不予通過。當然,執(zhí)著的君主也可以繞過中書舍人、給事中審核這樣的法定程序,直接下詔,稱為“手詔”、“內降”、“內批”,但這樣的詔書是“斜封墨敕”,缺乏合法性,宰相可以拒絕執(zhí)行。難怪宋神宗曾聲色俱厲地抱怨:“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當然,這期間也有大臣提醒皇上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要彰顯皇權的不容挑戰(zhàn)。面對這樣討好皇帝的建議,宋仁宗趙禎給出了權衡利弊的回答:“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于是改之為易矣?!? 在宋朝天下共治的氛圍當中,給我印象最深是臺諫系統(tǒng)的強盛。漢唐時,臺諫只是宰相的屬官,而在最為重視臺諫的宋朝,臺諫系統(tǒng)則與政府系統(tǒng)是平行的,不歸宰相任命與統(tǒng)屬,直接對君主負責,獨立行使監(jiān)察、審查、彈劾之權,“詔令乖當、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逾制、賦斂繁暴、獄犴嵇滑,并令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更何況還允許“風聞言事”——我聽說的但未核查屬實的事也可以進行彈劾,“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盡得公議也”。尤其在仁宗一朝,臺諫權力極重,對君權與相權均構成了強勁的制約: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是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蔽覀兪煜さ陌嗵彀?,就是任過諫官的。仁宗寵愛張貴妃,想任命張的伯父張堯佐為宣徽史(一個尊貴但沒有多少權力的官職),卻遭到時任諫官包拯的強烈反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shù)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爭執(zhí)起來甚至都把唾沫星子噴到皇帝臉上。當然,士大夫的執(zhí)著敢言和君主的寬容納諫構筑了仁宗朝開明的政治風氣。后來神宗朝王安石變法,君相一體,為了能夠減少雜音,許多提意見的臺諫官無奈去職,臺諫系統(tǒng)的正常運轉遭到了嚴重破壞,不復往日之雄風。宋徽宗當朝時,更是祖制敗壞,加之蔡京當國,“臺諫不得言,給舍不得繳,監(jiān)司不得問,而綱紀壞矣”。 當然,宋朝也有它的短板和陋習。比如冗官冗兵,導致政府財政壓力巨大;在日常生活層面,對女性的纏足就始于北宋的宮廷,而后成為延續(xù)至明清的畸形審美觀。而我覺得最致命的就是武備孱弱、文盛武衰。宋朝開過后確立的軍事體制,一改地方藩鎮(zhèn)割據和中央禁軍頻繁兵變等不利于統(tǒng)制的特點,藩鎮(zhèn)兵權收歸中央,中央禁軍兵權收歸皇帝。這樣確實大大降低了武裝叛亂的風險,但這種體制的確立,卻是以削弱軍隊戰(zhàn)斗力、損害國防安全為代價的,更何況周圍還有大遼、西夏、金等強蕃勁敵?!耙苑辣字?,作為立國之法”,政策制定之初,宋太祖等人是從消極的方面、抑制武人干政考慮,重點放在實現(xiàn)防范可能導致動亂的各種因素,而不是考慮如何提升軍隊的戰(zhàn)斗力,自然存在著矯枉過正之處。后來趙宋以文統(tǒng)武,設立監(jiān)軍,兵將又實行輪換制,“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而且由于文官集團是統(tǒng)制層的主流,對軍中有才能的將領武人多有排擠,導致這些武將縮手縮腳,難有作為,不可避免的嚴重損害了軍隊的戰(zhàn)斗力。以北宋最能打的狄青為例,狄青平定廣南叛亂后,朝廷對他的嘉獎意見一直存在分歧,后來還是在仁宗皇帝的堅定支持下,擢狄青為樞密使(主管軍事的領導),但在此任上,狄青一直謹言慎行,很少對朝廷事務發(fā)表意見,與縱馬疆場時判若兩人。由于他的戰(zhàn)功,自然擁有很大部分的鐵粉兒,“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壅路不得行”。五代未遠,兵驕將傲的教訓歷歷在目,狄青受此擁戴,自然讓士大夫非常憂慮。據說,1056年5月都城大水,狄青為避水,“徙家于相國寺,行坐殿上”,仿佛有帝王相。當年8月,狄青罷樞密使,出判陳州,于次年病逝。這距他任樞密使,才不過三四年而已,一代名將的結局令人唏噓。 <p class="ql-block">  吳鉤老師全方位介紹宋朝的叢書內容十分豐富,我這短短的小作文容量有限,重點寫出了我讀書的感悟,以及從吳鉤老師那里搬運了若干文字擇重點以向大家介紹一下宋朝。后來我又看了《大宋之變》(趙冬梅著)、《大宋開國》(范學輝著)、《宋徽宗》(伊沛霞著,韓華譯),也都讓我受益匪淺。也許有人覺得宋朝也不過如此,即便三權分立、臺諫強盛,即便商業(yè)發(fā)達、東京夢華,也依舊阻擋不了摧枯拉朽的蒙古鐵騎。沒錯,時代在發(fā)展,落后的終將被淘汰,但宋朝的文明、良制以及對后世的鏡鑒,仍然值得我們銘記,歷史的天空中依然會閃耀著它的光輝。</p> <p class="ql-block">  最后用陳寅恪先生之語作結:“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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