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房汪開金家的“必”字輩

彩彩

汪家“必”字輩就是我母親這一輩。 外祖父汪開金共生育了七男二女，但長成人的只有五男二女——一頭一尾是女兒，中間都是兒子，我的母親就是那個“頭”。依次為汪春英、汪必煊、汪必宏、汪必亮、汪必貴、汪必全、汪秋英。 （一） 母親汪春英出生于1929年正月初八，那時的汪家家道中落，小時候常聽母親講起家里貧困的日子：家里常常斷炊，偶爾不得不去米店賒米，放學后和小伙伴一起跑到大東門外的市郊去撿菜幫子；弟弟生病了無錢醫(yī)治，只能抱到廟里去討香灰；平均兩到三年就有一個弟弟出生，外祖母總是希望她留在家?guī)兔ψ鍪拢?lt;/span>等等等等。即便如此，外祖父母還是允許老媽上學讀書，就因為她喜歡?，F(xiàn)在想想，雖然日子清苦，母親卻是在外祖父母的寵愛中長大的。 1949年武漢解放時，母親正在女子中學讀書，受共產(chǎn)黨宣傳的影響，毅然報名參加了湖北革命大學第一期的學習，學習結束后分配到宜昌地區(qū)宜都縣土改工作隊。土改結束后被組織安排到宜都縣公安局成為了一名偵查員，那時全國剛剛解放，舊社會殘留的土匪、會道門等有組織的反動力量還十分猖獗，人民群眾對新政府的信任感還有待建立，蔣介石又口口聲聲反攻大陸，故而社會環(huán)境非常復雜，母親和男同志一樣奮戰(zhàn)在偵查一線，遇到過土匪、搗毀過會道門，工作既艱苦又危險。一個階段以后，為支援長陽山區(qū)的土改工作，母親被調到長陽縣，后因生了我姐汪小玉，不便繼續(xù)在一線工作，才被組織上安排轉業(yè)到了供銷社。 此后的幾十年，母親的工作崗位多次被調動，從供銷社到茶葉公司、生資公司、最后是新成立的農(nóng)機公司，最開始是在基層做最普通的工作——營業(yè)員，熟悉商業(yè)工作后做出納員，跟著老會計學習一段時間后獨立擔任了會計工作，調農(nóng)機公司就是作為配備會計人員，直到退休。 我的父親胡開孝出生于1928年6月，湖北宜都縣人，也是在1949年建國前參加革命工作（干訓班），當時他正在宜都師范念書。國民黨離開大陸前搞了一系列的破壞活動，包括偽造“三青團員”名冊——即把一部分青年學生在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列入團員花名冊，父親不幸被列其中。這件說不清的事成為了父親一生的羈絆，也把他擋在了黨組織大門外。雖然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被提拔到了領導崗位，因不是黨員只能擔任非重要職務，大多是分管業(yè)務工作，直到退休前幾年才徹底擺脫了那個陰影，作為民主人士成為縣政協(xié)委員，并擔任長陽縣志撰寫工作。其實母親年輕時也是組織的培養(yǎng)對象，受此牽連只能止步了。 有一次母親翻看舊照片，指著一張合影照上的人一個個告訴我他們后來的人生狀況，有的走上了領導崗位，有的被歷次政治運動所淘汰，她屬于比較大眾的一類，雖然也遭受過很多不公正待遇，吃過一些苦頭，但總算是沒有太大的起落。最讓我佩服的是，父母從未因承受過這些不公正待遇而心生怨言，始終帶給子女們積極正面的影響力，鼓勵我們積極進取。父母退休后均享受了離休干部的待遇，母親享受正科級待遇，父親享受副縣級待遇，這一點他們特別的心懷感恩。建國70周年時，母親獲得了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fā)的紀念章，“黨和政府沒有忘記我們”——這是她一輩子最大的滿足。 我和妹妹上大學期間的某個暑假拍的合影，應該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 1980年左右的春節(jié)拍的合影 1983年春節(jié)合影，這時我大學畢業(yè)工作了一年，妹妹正在讀研究生 2019年國慶前夕，縣領導親自上門看望并送達紀念章 背面刻有編號2019521578，這個號碼被登記過，只屬于汪春英 　　 （二） 排行老二的是大舅汪必煊，1933年出生，身為家里的長子，雖然上有姐姐，但在恪守傳統(tǒng)的汪家，大舅承擔起了作為老大的沉重的責任。下面是大舅的長女汪先蘭寫的回憶文章： 我的父親從小就十分勤勞，幾歲時，家里沒有菜吃，就去挑野菜，還得上山砍柴，為了養(yǎng)家，半夜三更起來磨米漿，幫助爺爺做小吃面窩賣。十來歲時，到他的姨父（我姨奶奶）家當學徒，姨父是開皮革作坊的，就是把別人剛殺的牛皮收來，經(jīng)過處理成皮革，再出售的一種生意，作為拜師學藝的學徒，得干最苦的活兒：父親去拿那些還淌著血散發(fā)著腥味的牛皮時，路上經(jīng)常遭遇到被狗追著咬，一個孩子吃了多少苦可想而知。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我父親進入武昌大成路汽車修理廠當學徒。只有小學文化的他由于勤奮好學，且吃苦耐勞，很快便成了技術骨干，作為工人的后代，積極要求進步，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五十年代就被評為了湖北省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1957年作為技術骨干支援山區(qū)，到咸寧地區(qū)崇陽縣汽車中心站工作，1962年孝感地區(qū)成立汽車大修廠，父親又作為開疆拓土的創(chuàng)始人被派到孝感，參與汽車大修廠的創(chuàng)建工作。 父親不僅勤勞肯干，而且善于技術創(chuàng)新。1964年他注意到修理汽車發(fā)動機時，靠人工搬運上下非常困難，且效率低下，父親就有了自己改裝一臺吊車的想法，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組織和同事們的支持，說干就干，我父親率領團隊在1964年5月改裝成功，得到了上級管理部門和全廠職工的贊美。   與自己負責改裝的起重車合影留念 　　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運輸局接到一個政治任務：組建汽車隊到首都北京，完成黨中央交給的光榮任務。省局在各地區(qū)抽調了部分共產(chǎn)黨員、優(yōu)秀骨干分子組成了車隊，我的父親是其中一員。這中間發(fā)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在檢查車輛安全的時候，荊州的司機說他的車子方向有點跑偏，剎車也不靈；在場的人員爭先恐后的上去調試，結果都以失敗而告終；我父親聽說后，找了一個錘子上車去敲了幾下，調整了剎車間距，荊州的司機再試車，沒想到剎車神奇般的好了，哈哈，成功了！人們奔走相告，紛紛稱贊，給父親送了個外號：“剎車大王”！，就這樣“剎車大王”便成為了父親的標簽，后來我們才知道，其實車隊去首都北京執(zhí)行的任務是負責毛主席接見紅衛(wèi)兵的用車，對行車安全要求極高，“剎車大王”參加這么重要的任務理所當然！在北京，汽車隊還受到了周恩來總理及中央領導們的接見。 文革結束后國家實行了改革開放，對國企進行機制改革。當時孝感地區(qū)行政專署決定以汽車大修廠為改革試點，父親時任汽車大修廠廠長兼黨支部書記，其工作直接向行署專員張德潤同志匯報。有上級領導的支持，有同事們的擁戴，改革很成功，生產(chǎn)效益成倍數(shù)的增長，為職工修建了2棟住宅樓，為廠里改善了辦公環(huán)境。 父親的一生樸實無華、勤勞奮進，從普通工人到企業(yè)領導，無論什么崗位都刻苦努力、兢兢業(yè)業(yè)，得到了上級領導和同事們的一致贊揚。 我父親不僅工作努力，在家也扮演了一個極度負責任的兒子、哥哥和父親等多重角色，關心、體貼家里的每一個人，無論是大家庭還是小家庭，盡最大努力為他們排憂解難。父親還繼承了爺爺?shù)暮脧N藝，當他有空時，會給家人露一手，最受歡迎的當屬拿手好菜參湯魚元。 可能是父親承擔了太多的責任吧，他太累太疲憊了，在還有許多心愿——包括給自己寫回憶錄等未了時，卻在1993年因病去世了。給我們子女留下了勤奮向上的精神和光輝形象。 我的母親劉瑞英，1941年12月出生在武漢市武昌區(qū)解放橋，1958年在武昌汽車修理廠參加工作，在工作中于父親相識，相知，相愛，兩人一起參與山區(qū)建設去了崇陽汽車中心站工作。 母親被分配到電工組工作，主要負責汽車電瓶修理，發(fā)電機修理。制作蒸餾水，繞發(fā)電機線圈，保管硫酸給電瓶充電等。往往是從車上搬下電瓶，修理好之后，再搬到車上安裝。那個年代汽車電瓶又大又重，上上下下使得腰肌勞損，腰椎盤突出，非常痛苦。更痛苦的是：1962年母親跟隨父親調到孝感汽車大修廠后，由于父親是廠長，是領導干部，其家屬得以身作則，見榮譽就讓，先進工作者的指標總是讓給其他同事。 母親在單位是默默無聞的奉獻，在家里也是勤儉持家，辛勞辛苦。記得有一年，二叔(汪必宏)和二審娘(羅金桃)因身體原因，一家人在我們家休養(yǎng)了一年，都是我母親來安排，操持家務。母親一直是父親的賢妻，兒女們的良母，父親忙于工作，社會活動，母親任勞任怨，一直在背后無怨無悔的支持著，讓他一心赴在工作上。 父親的成功，離不開母親的無私奉獻。我們不但有一個勞模英雄父親，還有一個無名英雄的母親。所以我們驕傲！我們自豪！ 年輕時的母親劉瑞英 年輕時候的父親汪必煊 1966年爺爺汪開金抱著大孫子汪先剛合影留念 （三） 我的二舅汪必宏出生于1936年9月。他從小體弱多病，在二、三歲時生病發(fā)燒，因未得到及時治療，導致雙耳失聰，不得不借助于助聽器，給他的人生帶來了極大的不便，但他從未因此放棄過努力和奮斗，為自己的人生寫下美麗的篇章。下面是我的二舅媽羅金桃寫的回憶文章： 汪必宏因從小體弱多病，未能好好上學讀書，解放后才參加了文化掃盲班，識字讀書有了一些文化。1952年武漢市舉辦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英雄事跡展覽，展示志愿軍在朝鮮戰(zhàn)場的英勇事跡，同時揭露美帝侵略朝鮮的丑惡行徑，他有幸成為了一名光榮的講解員。對于他這樣文化底子薄，還有耳疾的人來說，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對于他的講解，觀眾都報以了熱情的掌聲。 1956年他進入武漢重型機床廠當學徒工，武漢重型機床是中國“一五”計劃重點工程項目之一，1953年始建，1958年投產(chǎn)。進廠后即被送往沈陽機床廠學習熱處理專業(yè)，為期三年。東北的冬天非常寒冷，對體質弱的他來說，能堅持完成學習就很不容易了，他積極樂觀，在學習技術的同時還跟同學學會了下象棋。后來回到武漢重型廠，工作之余他經(jīng)常參加廠工會舉辦的象棋比賽，多次獲得大獎。在參加活動時他結識了棋友馬司機，在馬司機的介紹下認識了他一生的伴侶羅金桃，也就是我，象棋成了我們的謀介。 1970年11月，他作為技術骨干被調往1969年投入建設的第二汽車制造廠，他又一次光榮的參與了國家重點項目的初始建設工作！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舉家遷往當時條件十分艱苦的二汽所在地——湖北十堰市，開啟了他的又一段人生。當時的十堰市還沒有熱處理這個工種的技術人才，聽說二汽有，外單位的工單也都送到二汽來加工，他作為技術主力把所學的專業(yè)知識運用到工作中，受到同事和領導的極大好評，三天兩頭有外單位敲鑼打鼓地送來感謝信。由于長期的技術積累，對業(yè)務的熟悉度高，1978年他被調往湖北汽車方向盤廠，先到供應科，后到技術科，帶出了多個優(yōu)秀徒弟。  由于身體原因，不適合繼續(xù)在艱苦的一線工作，領導照顧他安排到后勤負責園藝種植栽培，他沒有參加過專業(yè)培養(yǎng)，完全是自己鑿磨。同時他還潛心鉆研盆景技術，做出了許多好作品，并參加了湖北省盆景優(yōu)秀作品展覽會，他的作品獲得了大獎。愛學習、愛琢磨是他的特長，干一行愛一行是他的品德，為子女們做出了榜樣。 2009年9月因病治療無效去世，永遠的離開了我們。 汪春英、汪必煊、汪必宏，1992年攝于長陽 羅金桃、劉瑞英、胡彩虹、汪秋英，2004年攝于宜昌 　　（四） 我的三舅汪必亮，1939年出生。唯一的女兒是在他三十九歲時獲得的寶貝，故取乳名汪三九。下面是表妹汪三九寫的回憶父親的文章： 　　我的父親汪必亮出生在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一家九口人生活開銷全靠爺爺一人維持，小時候家里經(jīng)濟條件不好，父親常常吃稀飯，甚至餓肚子。盡管家庭條件艱苦，父親卻能發(fā)奮圖強，從小學習成績優(yōu)異，非常聰明懂事，孝順父母，尊敬兄姐，愛護弟妹！通過自己的努力最后考到了湖北醫(yī)學院，1964年7月湖醫(yī)畢業(yè)后由國家統(tǒng)一分配到部隊，到部隊后先下基層（130師388團）鍛煉一年，1965年7月被分配到位于四川雅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5陸軍醫(yī)院外一科，成為一名光榮的軍醫(yī)，通過幾年在臨床上工作學習錘煉，對內科，小兒科，五官科業(yè)務熟悉，經(jīng)常給科室的同志講課，幫助科室修理公物，“為人忠厚老實，工作不怕苦、不怕累丶艱苦樸素，作風正派，積極地鉆研業(yè)務，沒有架子，服從組織的分配”，是科室領導和同事對他的一致評價，聽我母親說他做外科手術也是非常歷害的一把刀子，在當?shù)蒯t(yī)院小有名氣！1969年轉業(yè)到武漢市733工廠醫(yī)務室做保健醫(yī)生，后來因為大伯丶必奇叔叔都在孝感，在他們的幫助下，1971年11月調動到孝感市精神病院工作，那時的孝感精神病院，只是一家精神專科醫(yī)院，無論是醫(yī)療環(huán)境或者是醫(yī)療技術均比較落后，和部隊醫(yī)院相比懸殊較大！許多醫(yī)生都是未接受過專業(yè)訓練的下鄉(xiāng)插隊的村醫(yī)（赤腳醫(yī)生），醫(yī)生中學歷最高的只有中專學歷，我的父親作為全院唯一的醫(yī)科大學畢業(yè)、正規(guī)科班出身的醫(yī)生，又懂俄文，加上有曾經(jīng)在部隊醫(yī)院工作的經(jīng)歷，現(xiàn)在回到地方工作，自然也為醫(yī)院的發(fā)展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醫(yī)院最早的拉丁文處方是我的父親引進來的，這是一位老一輩醫(yī)生告訴我的。 　　汪必奇叔叔曾告訴我，我的父親非常聰明，不僅擅長西醫(yī)，更擅長中醫(yī)，在70年代，腦中風的病人還不是特別多，當時我的父親研究了一個中藥方子，治療中風后遺癥有奇效，經(jīng)過他的治療，行走不便的人都可以正常走路、生活自理，一時傳為佳話，吸引了一些有中風后遺癥的人慕名前來治療，可惜這個方子失傳了，不然現(xiàn)在得造福多少人呀！ 除了工作，我父親還特別熱愛生活，興趣愛好廣泛，精通各種電器修理，還特別迷戀下象棋，此外他還經(jīng)常利用業(yè)余時間去當授課老師，據(jù)說數(shù)理化教的特別歷害，原衛(wèi)校校長曾想聘請他去學校當講師，被他婉言謝絕，扎根于臨床，造福于患者，他把短暫的一生都獻身給了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 聽老一輩說，我的出生給父親帶來了極大的喜悅，可惜父親當年在部隊參加野營拉練時落下了風濕心臟病的病根，我出生不久他的病就開始惡化，自知時日不多，他想要最大限度的給予我父愛，大冬天里親自裁剪、鋪棉花，用縫紉機給我做棉襖棉褲，從一歲到七、八歲穿的都做好了，父親留給我的是溫暖，是心中的牽掛和不舍！是濃濃的愛！這樣的父愛足夠我感動好些年了！ 1980年，年僅42歲的父親永遠離開了我！時年我兩歲半…… 1978年三舅抱著獨生女兒汪三九合影 （五） 我的四舅汪必貴，生于1945年8月，逝于2015年12月。聽母親講他小時候比較頑皮，不喜念書，但腦瓜子靈醒，特別是動手能力強。他的鉗工手藝傲嬌，70年代女孩子們用鉤針鉤各種織品曾風靡一時，他不知為多少女孩做過“勾心針”，當然，也給我做了兩個?????? 下面是表妹汪鳳鳴寫的回憶文章： 我的父親汪必貴，在男孩中排行老四，小名“大滿”。小時候身體不好常生病，爺爺和奶奶見他可憐，就比較依著他。聽家里長輩講，他從小貪玩，個性愛著急，喜歡帶著我的五叔一起玩斗蛐蛐，愛和老八號巷子里的小伙伴們比誰的蛐蛐厲害，有時候難免與別的小伙伴發(fā)生不愉快的事情，吵吵鬧鬧，但是事情過后，他就像沒事一樣。 解放初期那個時代，男生多半喜歡放風箏玩，每到春天他也去放風箏，沒錢買他就自己動手做。開始學著做最簡單的王字型，后來學做蜻蜓、蜜蜂等各種形狀的。為了顯擺自己的能耐，他總是把做好的風箏寫上自己的大名，而為了把名字寫得好看，我父親居然愛上了寫毛筆字。他每天放學回家，書包還背在背上，就忙著找硯盤磨墨，找紙和筆，練習寫毛筆字。所以他的毛筆字寫的很好，后來寫得多了，慢慢對漢字產(chǎn)生了興趣，非常注意書寫形式，有獨到的書寫風格。 　　1961年爺爺奶奶搬到了武重宿舍，把父親一個人留在了興隆巷八號老房子里，使他的生活變得比較困難起來，有時候放學回家沒有飯吃，就又背著書包去上學，到初二的時候，實在堅持不下去了，就沒再上學了，那時他才十四歲。 他想跟著大伯(汪必煊)學修汽車，就跟隨大伯去了咸寧崇陽縣，但大伯工作太忙，沒有時間管他，加上崇陽人說話聽不懂，所以，1963年他回到了武漢，回到了爺爺奶奶身邊。 1964年他積極參加武重街道里的四清運動，由于他表現(xiàn)很好，運動結束后，街道介紹他到一冶特種公司工作，被分配學習鉗工，他非常珍惜這個機會，在學徒期間表現(xiàn)非常優(yōu)秀，苦練技術，積極肯干。武鋼廠在建設煉鋼高爐時，他作為優(yōu)秀技術工人被選中，他沒有辜負領導的期望，在項目建設中立了大功，受到了表彰。他還是一個孝子，1971年我爺爺(汪開金)去世后，他擔負起了照顧奶奶生活的責任，為家庭分憂。 1982年，由于鉗工技術過硬，父親被選派到珠海建設工程項目團隊，參與一冶特種公司在廣州珠海珠海的建設項目，在那里他工作了三年，得到了同事們的認可和領導的嘉獎，1985年他回到了武漢。 在珠海工作時留影 　　父親的家族觀念很強，曾多次跟我談起汪氏家族史，對自己是汪氏家族的一員充滿了驕傲和自豪。他崇拜汪氏家族祖?zhèn)鲝N藝，跟著爺爺偷學了不少手藝，在學做武昌魚元時總結做魚元的秘藉，還編了做魚元的口訣。兄弟幾個中，他恐怕是廚藝學得最好的，家里每年年夜飯菜多半是他親自下廚。 父親心重，深知家中廚藝源于爺爺汪有真的傳承，對爺爺有著一份崇敬，有一次看報時突然想起來自己的祖父，就在報紙上隨手記下祖父(汪有真)的生世時間(1875年-1924年)。 　　我是我父親的唯一寶貝女兒，出生于1986年，父親41歲的時候才有了我。他雖然非常疼愛我，但苦于工作太忙，沒有時間照顧我，只好先跟著我的母親和外祖公一起生活。后來上中學的時候回到父親的身邊。非常感恩我的父親，他用了全部精力照顧我，培養(yǎng)我，讓我獲得了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學士學位，現(xiàn)在是新加坡文化交流中心中國辦事處負責人。 　　父親為我耗盡了他的心力，重病纏身，于2015年12月的平安夜去世，我感到萬分悲痛，同時也從父親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向上的力量，像燈塔照耀著我人生的前路。 （六） 我的五舅汪必全。五個舅舅中，我與五舅的接觸機會是最多的，可能是因為他和家家一起住的時間最長，也可能是他和我上的是同一所大學。我倆相差十歲，作為文革前的高中生，他在我眼里是那么的博學，總能讓我大開眼界，而且風趣幽默，和他在一起特別開心。 小姨說在寫這篇回憶文章時幾度哽咽，想必這位最小的哥哥與她也是感情深厚。下面是小姨汪秋英寫的回憶文章： 我的五哥汪必全，小名“小滿”，生于1947年，他生下來很健壯，長相也端正，盡管上面已有一個姐姐四個哥哥，但還是倍受父母的寵愛，那時我們一家還住在興隆巷老八號。五哥從小就聰明，也淘氣、貪玩，因年齡與四哥“大滿”最接近，加之大滿鬼點子多，故而常跟著他一起玩耍。大滿愛斗蛐蛐，就要他一起捉蛐蛐，他總是老老實實趴在地上，在墻邊，磚逢里找，抓到了就給大滿，去跟巷子里的小伙伴一起斗蛐蛐，斗贏了就高興得手舞足蹈，斗輸了，兩個人又去找新的蛐蛐兒。為此母親還要父親買蜂蜜他喝，要給他補一補身體????，說是捉蛐蛐很辛苦。他從小聰明好學，在糧道街小學讀書時成績就很好，后來轉到名校中華路小學讀書，直到小學畢業(yè)，并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取了市重點中學武昌實驗中學，1964年，初中畢業(yè)的他又考取了重點中學武漢東湖高中。 正當他埋頭苦讀，立志要像三哥一樣考上大學時，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像許許多多的青年學生一樣，滿懷激情地投入到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運動中。文革初期有一件轟動全國的事件：毛主席分批次接見紅衛(wèi)兵，全國的青年學生都以去北京接受主席的檢閱為榮，五哥也和同學一起幸福的到了北京，參與了接受毛主席第十次接見紅衛(wèi)兵——主席的每次接見，天安門廣場都是人山人海，激動萬分，大家都迫切希望親眼見到這位偉人。1968年毛主席號召在城里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到農(nóng)村去，他積極響應號召，和同班同學一起下放到湖北監(jiān)利縣參加勞動鍛煉，在那里他和貧下中農(nóng)同吃，同住，同勞動，成了一個有文化的農(nóng)民，就這樣他渡過了獨處異地獨立生活的五個年頭。 直到1973年，下鄉(xiāng)知青大多已返城，五哥由于眼晴高度近視，也得到政府的批準從監(jiān)利縣返回武漢。當時我們家住在武重宿舍，五哥先是到街道里參加學習，后由街道安置到街辦工廠，當了一名普通工人。在工廠里他積極工作埋頭苦干，獨立生活，這樣又過了五年。 1977年，國家十年浩劫后百廢待興，中央決定恢復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制度，頓時這一重要消息振奮了國人，振奮了有志青年，也振奮了我五哥，想想被蹉跎的十年，早已平靜的心又開始激蕩起來，上大學的希望重新燃起。他一邊上班，一邊默默搜集復習資料，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復習功課，忙得不亦樂乎。但因顧慮重重，復習的時間和資料又很有限，1977年底倉促上陣參加考試，成績未達到自己的預期目標，分數(shù)離他心儀的大學有距離，沒能如愿。經(jīng)過半年全心的投入，1978年再一次參加高考，此時他已是卅出頭的青壯年了，和應屆畢業(yè)生拼比，他考出了587分的好成績(滿分600），這次他吸取教訓，穩(wěn)扎穩(wěn)打，不再填報重點大學，報考了當時還是二本的武漢工學院（現(xiàn)在的武漢理工大學）數(shù)學師資班，順利被錄取，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活。當時國家規(guī)定工齡滿五年的在職職工，可以帶薪上大學，但他只有四年十個月的工齡，（當時上山下鄉(xiāng)還沒有算作工齡）未能帶薪讀書。那時父親已去世多年，母親靠哥哥姐姐負擔，大家都無暇顧及他的學習生活，他只能靠學校的助學金和生活補貼（每月玖元）過著拮據(jù)的學生生活。 1982年，大學畢業(yè)被分配到武漢市輕工業(yè)局所屬電大任數(shù)學教師。一年后與原街辦廠的同事高曉閏喜結良緣。1984年他的寶貝女兒汪惠出生，一家三口其樂融融。在這段時間里他利用業(yè)余時間通過自學考試獲得了律師資格證，我們全家都為他高興，以為他的人生會從此走向光明的未來，沒想到的是，1987年夏天，也就是他大學畢業(yè)后的第五年，因參加學校組織的教師暑假活動——到桂林旅游，途中因意外事故不幸遇難，丟下了妻子和年僅三歲的女兒，帶著滿腹才華撒手人寰，英年早逝，可悲可嘆！實在令人惋惜！令家人痛心！ 1978年秋季，五舅和胡立勇同屆考取大學，大家一起在武重家家那里聚會，合影留念 1985年國慶節(jié)，我的婚禮前夕，母親和我們一起到武漢與小姨汪秋英、五舅汪必全相聚，在小姨的工作單位武漢紡機廠門口合影留念 （七） 　　我的小姨汪秋英。小姨比我母親小整20歲，比我僅年長8歲，她從小性格活潑外向，“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啥事都留心也用心。我高中畢業(yè)那年來到武漢，她一路帶著我游玩、逛街、看電影，還親自動手給我做了一條花裙子，是個十分稱職的小姨。下面是小姨汪秋英寫的回憶文章： 我出生于新中國誕生前夕的1949年9月，彷佛是上天派出的小天使，來迎接新中國，迎接太平盛世的。汪氏家族是一個具有傳統(tǒng)禮儀的大家庭，我很榮信成了家族里的一員。父親為我取名秋，隨族里女孩取英，稱呼汪秋英。我特別感恩我的奶奶——在我上面已有大姐和五位兄長，可能父母感覺養(yǎng)我有些力不從心了吧（好像我是多余的），想要把我送人，可我奶奶卻堅定說“不行，別人會說你們養(yǎng)得了兒子，養(yǎng)不了女兒”，就這樣我才能幸運的在汪家長大，我有個多么偉大的奶奶呀！ 武昌糧道街興隆巷8號，是我的降生之地。感恩老祖宗為我們子孫造福，讓我們一生下來就有安身之地，并在這個大家族里快樂成長。汪家人口多，雖然各家過各家的日子，但同住一棟樓房，出出進進日日相見，給我的兒時留下許多回憶，七大姑，八大叔長幼有序，見面知道誰是誰家的人，若要問名字，只說不知道。但對爺輩、父輩之間的關系還是很清楚的，就像前幾日張學干問：汪賢英有誰知道？都說沒聽說過，然汪必義說是他伯母，嗨！我小時侯幾乎每天晚上到他伯母家玩，我們倆家僅隔一道板墻，太熟悉了。 1961年我12歲，因我二哥的工作單位——武漢重型機床廠給二哥分配了宿舍，我們家便搬到了武重。武重的整個布局，包括廠房和住宿區(qū)，全部是由蘇聯(lián)專家設計并建造的，職工宿舍區(qū)的房子清一色紅磚紅瓦，一排排錯落有序，五十多棟樓房分作了四，五個街坊。要說興隆巷的老八號，可以說是古色古香的舊城民居風格，而武重呢，那就是祖國日新月異的現(xiàn)代化建設——幾家共用一個干凈的廚房和衛(wèi)生間，衛(wèi)生間是可以抽水的那種，剛搬來時著實讓我新奇和自豪了一番。1963年我小學畢業(yè)，考試臨場發(fā)揮得好，幸運的考取了省重點中學武昌水果湖中學，學校老師親自送錄取通知書到我家，后來才知一個班僅錄取叁名，一個年級僅有七名。1966年5月順利的通過了初中畢業(yè)考試，正憧憬著上高中時，遇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文革開始后的1966年，偉大領袖毛主席先后八次在首都親自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wèi)兵，共達1300萬人。11月26日是主席第八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接見紅衛(wèi)兵，我非常幸運，就在11月25日和同學一起乘火車抵達了首都北京。當時火車上擠得水瀉不通，連移動一步都不行，更不用說上廁所了，直到下車。首都北京的市容井然有序，人民解放軍威武雄壯，立刻將我們紅衛(wèi)兵小將按隊列排好，這時是北京時間深夜3點鐘，我們隨解放軍來到北京體育場，等待天亮去見毛主席。11月26日震奮人心的時刻來到了，在解放軍的帶領下，我們來到了天安門廣場，毛主席和中央領導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我們揮手致意，我們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此起彼伏。大家都飽含著熱淚，激動萬分。 正值青春年少時 　　后來黨中央號召全國的學生復課鬧革命，工廠恢復生產(chǎn)。1969年我回到街道參加街道里組織的學習和活動。1971年經(jīng)街道介紹到武昌中北路小學當了一名教師，同年依據(jù)國家文件轉正。在學校里我虛心向老教師學習，深得學校領導和老師們的好評。1975年被武昌區(qū)教委評為優(yōu)秀共青團員，優(yōu)秀青年教師。1979年被武昌水菓湖街評為年度先進教師。 剛剛參加工作時的模樣 1975年彩虹高中畢業(yè)到武漢游玩時合影 1976年立勇高中畢業(yè)，和母親一起回漢時合影留念 　　1979年，整個社會的學習空氣濃厚，在五哥汪必全的影響和鼓勵下，我也報名參加了最后一次對老三屆畢業(yè)生開放的高考，報考師范大學的英語專業(yè)，筆試成績不錯，過了初選分數(shù)線，還按要求參加了口語面試，終因基礎訓練不足，結果落榜了，但我很欣慰，總算嘗試了一把高考的滋味，內心還挺滿足的。 1978年春，彩虹到武漢上大學時合影留念 　　1981年，領導安排我參加武漢市人事組織部和武昌區(qū)教委聯(lián)合舉辦的"工業(yè)會計進修班”為期一年的學習，就此結束了十年的教師工作，踏上了轉戰(zhàn)工業(yè)企業(yè)的新崗位。 工業(yè)會計培訓班合影留念 　　1982年我被分配到武漢紡織機械廠工作，時任車間核算員。初來乍到，我被廠大門震憾了——不亞于武重廠大門啊！這是一家直屬紡織部領導的部級國營企業(yè)。由于家父和兄長多在企業(yè)工作，我對企業(yè)是并不陌生的，很快就和車間領導及工人們打成一片，語言交流也很通暢。 1980年經(jīng)介紹認識了另一半高國平。當時我還在學校教書，他在武漢市公安局五處工作，大家各忙各的，屬于先結婚后了解的那種類型。1982年獨生子高志杰出生了，一家三口也算是個安定平和的家。1993年高國平從公安部門調動到武鋼實業(yè)公司上班直到退休。 當年穿警服的高國平 1999年一家三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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