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思考

王奕

我曾在文章中多次引用過這段話：古雅典思想家梭倫曾為一位死去的孩子而哭泣。一位旁觀者不解其意而問他：“如果哭泣不能挽回什么，那么你又何必如是哭泣呢？”梭倫回答：“就是因為它不能挽回什么?！彼鲎杂谖靼嘌勒軐W家烏納穆諾1912年的《生命的悲劇意識》。 　　烏納穆諾對此論述道：“很顯然，哭泣是有用的，即使它只是減輕痛苦；然而，梭倫對于腐儒的答語是有著極深刻的意義的。我確信我們可以解決許多事情，如果我們都能走到大街上并且毫無掩飾自己的悲苦——也許這是個人的卑微的悲苦，然后在哭泣悲嘆中，在向上帝的悲號與祈求中，讓每一個人都結合起來?！?lt;/p> 　　我認為這是因為人類太需要同情，具有悲劇意識的生命更需要憐憫。生命已去，但他仿佛依然還有靈性，冥冥之中急切地渴望著不死，渴望著不朽，渴望著永恒。也許，哭泣者真的在為做錯了某件事而感到遺憾，為在某件事上耍了回卑鄙伎倆而懺悔，為曾在爭權奪利中將他人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而贖罪。也許是真的，人們的卑劣意識從哭泣時開始悄然而遠去。如此哭泣，不應該說它已經挽回了生命中最昂貴的東西嗎？它不已經變成了人類生命中的最高智慧嗎？ 　　1960年，《達吉和他的父親》影片放映后，引起很大爭論。有人認為電影和原小說有“人性論”的傾向，“宣揚了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周恩來看后說：“小說與電影各有所長。小說比較粗獷，表現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電影加工比小說好，但到后來，該哭時不敢哭，受了束縛，大概是怕溫情主義。”周恩來指出：“我們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人性，為什么有顧慮？”他還說：“我們講無產階級功利主義、人性、友愛、和人道主義?！?lt;/p> 　　人性，在我們這里歷來是被當作和革命性對立的東西。其實人性是推動社會發(fā)展、歷史進步的原動力。沒有人性的善，社會就不會和諧，就不能共生。 人性的本質是對人的生命的高度尊重和愛護，當財產和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哪怕財產過億元，那個鮮活的生命只是一個破落的拾荒者，我們也要盡全力搶救那個生命。 人性的本質還是不能互相內斗，相互殘殺。我們人類在地球上生存，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相互攙扶向前行。 人性更多的時候是同情、憐憫和哭泣，甚至怯懦。沒有同情、憐憫和哭泣，就不會有人性，至少目前應該是這樣的。因為我們每天都有骨肉同胞在經歷著災難、病魔、貧困的困擾，我們對此不會悲天憫人，我們就沒有人性。 　　烏納穆諾說：“街旁的乞丐，所以會把他的悲愁和膿瘡呈現出來，這不僅是他想從行人身上賺取救濟品的策略而已，他還希求更多的事物。真正的救濟品是悲憫，而不是那僅能減輕生命中物質困難的實物和金錢而已。那些帶著急欲避開神色的匆忙行人，他們所施舍的救濟物，乞丐不會感激的；比起這種給予幫助而不付出憐憫的人，乞丐毋寧感激那些雖然不會給予，但是卻有憐憫的人。當然有時候從另一個觀點而言，他是寧可選擇前者的。讓我們仔細觀察他想那些受感動的人訴說他的愁苦時，他臉上所表現出的滿足神情，他想要得的是憐憫，以及渴求能夠被愛?！?lt;/p> 這些足以證明，哭泣和憐憫，是人性最基本的表達方式之一。 因此，在悲痛、苦難、貧窮面前，我們的表現不能僅僅是：“我捐過錢物了！”我們還應對此有更多的精神慰藉。 　　我一年中總有機會走進偏遠山村簡陋的農戶家，每次心靈都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了一種震撼。望著那本應該在書桌前讀書而現在卻在家中勞作不休的孩子，望著那捧著救濟糧的枯瘦的手，情緒便情不自禁地陷進苦悶，仿佛生命在傾聽一種無言的哭泣，在經歷著一種良心的捫心自問。生命的意義在這里緣何被演繹成了掙扎的生存？這里的村民遠離燈紅酒綠，遠離文山書海，遠離各種權勢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然是他們的生活全部。 我們的生命其實相當脆弱，他永遠都需要同情和憐憫。而對于貧苦者、怯懦者，他生命的意義就是要擺脫貧困而過上幸福的生活。其實他們的生命也是一朵美麗的鮮花，更需要澆灌和栽培；他們美麗的生命就是一個新生的嬰兒，不管是對他的哭泣還是苦惱，我們都應該充滿深情地同情和憐憫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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