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1952年3月中旬，幾位高級醫(yī)學專家經過會診，認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的身體狀況極為不佳，需要馬上回國治療。中央于是決定派遣3月初剛剛回國的陳賡再次入朝，接替彭總的工作。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之下，彭德懷于1952年4月7日啟程歸國。從4月6日起，志愿軍的全面工作，由陳賡負責領導。</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4月8日，陳賡召集志愿軍司令部黨委會議重新進行分工，副政委甘泗淇主管黨務、干部、政治思想及“三反”收尾工作，副司令員宋時輪主管作戰(zhàn)、訓練、炮兵及特種兵，代理參謀長張文舟主管后勤、運輸、裝備，副參謀長王政柱主管司令部及直屬隊，陳賡總負責。會議之后，陳賡根據彭總的指示和軍委擬定的作戰(zhàn)方針，立即開始了緊張的工作。</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4月26日，陳賡主持召開了第一線兵團軍政首長及參謀長會議，總結和交流了八個多月陣地積極防御作戰(zhàn)的經驗，統(tǒng)一了對坑道工事的認識，進一步提出了對坑道工事的戰(zhàn)術和技術要求。對于坑道在防御作戰(zhàn)中的作用，陳賡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在會議開始時的講話中指出：“坑道工事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重要依托，這是解放戰(zhàn)爭的實踐充分證明了的。今后我們的坑道作業(yè)，要向既能藏又能打的戰(zhàn)術坑道方向發(fā)展。坑道必須與野戰(zhàn)工事相結合，必須與防御兵力相適應，還必須有作戰(zhàn)與生活的設備。”</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5月1日，陳賡又在最后一次會議上作了總結，批評了坑道作業(yè)是自掘墳墓的說法。陳賡指出，對坑道工事要有正確的認識，坑道工事要提倡，這是劣勢裝備的軍隊對付優(yōu)勢裝備敵人最好的方法。如果坑道構筑不得法，自然也有成為墳墓的危險性。所以，坑道作業(yè)要有統(tǒng)一的規(guī)格標準。他要求各部隊必須在雨季以前完成坑道陣地體系。當他聽取了15軍軍長秦基偉的匯報，得知15軍即將接防的五圣山地區(qū)陣地還沒有一條坑道工事時，便急令3兵團所屬的12軍、60軍抽調一批坑道作業(yè)骨干幫助15軍挖掘坑道，組織四、五班輪換，不分晝夜挖掘。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在全線陣地上形成了完整的以坑道為骨干的，支撐點式的防御體系。</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在10月14日至11月25日進行的上甘嶺戰(zhàn)役中，15軍及配屬的12軍經受住了世界戰(zhàn)爭史上空前猛烈的炮火考驗，敵人發(fā)射了81毫米口徑以上炮彈197萬發(fā)，也沒有能夠如愿以償地拿下上甘嶺。志愿軍能夠在如此猛烈的炮火打擊下堅守住陣地，奪取最后的勝利，殲敵2.5萬余人，其訣竅就在于依托坑道、反復爭奪，這充分顯示了坑道工事在朝鮮戰(zhàn)場上的巨大作用。</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經過全軍指戰(zhàn)員長期的創(chuàng)造性的艱苦作業(yè)，終于在250余公里的防御正面，以及東西海岸和縱深地區(qū)，筑成了規(guī)模巨大的交織連貫的地下長城，它的總長度相當于從江蘇連云港到陜西西安。這一宏偉的防御體系的形成，使我軍的防御獲得空前的穩(wěn)定，使敵人無數次的進攻歸于失敗。由此也充分顯示了陳賡在軍事指揮上的遠見卓識和縝密周到。</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就在陳賡接替彭德懷負責志愿軍全盤工作之時，正值全軍普遍開展“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當時志愿軍的檢查正在進行。陳賡認為“在我黨成分不純，又在資產階級的瘋狂進攻下，對于某些惡跡昭彰的干部，應該采取大膽懷疑，在‘三反’運動中，這是完全正確的。但對大多數的干部應該大膽相信，尤其是經過審查以后的干部，更應該對他們大膽相信。”他不贊成抓“老虎”、定指標，主張實事求是，有就抓，沒有也不要湊數，以防冤枉好人。因此，陳賡在指導運動時，非常注意正確領會中央的方針政策，注意從實際出發(fā)調查研究，因而使“三反”運動得以在志愿軍內部健康發(fā)展。</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在異常繁重的作戰(zhàn)指揮工作過程中，陳賡還抽出時間，熱情地接待了西南軍區(qū)和中南軍區(qū)組織的中高級干部赴朝參觀實習團。他親自過問參觀團的活動，與參觀團成員座談，并認真征求他們參觀后對一線部隊的意見。最后還專門擠時間給參觀團作了戰(zhàn)術問題的專題報告，使參觀團成員受到很大教益。</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在志愿軍司令部負責期間，陳賡每天看電報、聽匯報、下指示，日理萬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詳細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及時決定了防空、防毒、防疫、救災等辦法，起草了一系列作戰(zhàn)換防等指示電令；他在聽取了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員洪學智的匯報后，當即研究決定了修建道路、修筑倉庫、防洪等工作；他及時約見負責西海岸指揮所的志愿軍副司令員韓先楚，面商海防事宜，作出了嚴密的抗登陸作戰(zhàn)部署；</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他在聽取了19兵團司令員楊得志關于筑城及作戰(zhàn)計劃的設想之后，即與其周密籌劃，很快制定出了新的筑城和作戰(zhàn)計劃；他根據軍委的指示，周密組織了38軍與42軍，40軍與64軍以及26軍的換防、調防工作。他為部隊做好全面防御作戰(zhàn)準備傾注了全部心血，為我軍取得積極防御作戰(zhàn)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1952年6月初，陳賡奉調回國，由鄧華接替他的工作。在離開志愿軍司令部之前，他組織召開了黨委會，決定了作戰(zhàn)等重大問題，并逐一同各兵團領導談話告別。6月16日，陳賡回到祖國，勝利地完成了歷史所賦予他的偉大任務。僅僅一個月之后，毛主席親自點將，初洗征塵的陳賡又投入到了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即哈軍工）的緊張工作之中。</p><p class="ql-block"><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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