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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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鎏金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 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這件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是陜歷博館藏的國寶級文物，中國首批永久性禁止出境展覽文物之一。于1970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 這件銀壺通高18.5厘米，口徑2.3厘米，腹部長處寬11.1厘米，短處寬9厘米，壁厚9.12厘米，重549克。 銀壺整體可以分為壺蓋帽、提梁、銀鏈和壺身四個部分。銀壺的設計借鑒了當時我國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壺和馬蹬壺的形狀。銀壺壺身是用整塊銀板捶碟而成，壺身兩面模壓有凸出的鎏金舞馬紋樣，舞馬頸系飄帶，昂首揚尾，口銜羽觴，作舞蹈狀。壺口略呈圓柱狀形體粗短，置于壺身頂端一側；壺蓋為覆蓮樣式，飾鎏金九瓣花紋，以一條麥穗銀鏈與弧形鎏金提梁鏈接。壺體下端焊有橢圓形微向外撇的圈足，圈足與壺身連接處裝飾有鎏金“同心結”一周。出土時，壺底曾墨書有“十三兩半”字樣。 整件作品造型飽滿，富有張力，線條圓潤自然，比例恰當，具有極好的體積感和空間感。局部的鎏金和整體的白銀交相輝映，色調(diào)格外的和諧，設計非常有藝術品味。唐代文物再無同類器型的金銀器存世，所以異常珍貴。 馬蹬式壺源于早起契丹人，考古學者一般認為它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這種仿制皮囊壺的形式，在遼、金時代的墓中常有發(fā)現(xiàn)，但在唐代京城長安出土是首次，也見證著唐朝漢族和契丹等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反應著那個時代大唐兼容并包，豪邁開放的帝國氣象。 唐玄宗李隆基的生辰為八月初五，開元十七年左丞相源乾曜及右丞相張說（念月），等人建議以八月初五為千秋節(jié)，所以在天寶年間，每逢千秋節(jié)，玄宗都會在興慶宮的勤政務本樓和花萼相輝樓前，舉辦盛大的宴會，正值開元全盛日之時，此宴會的盛況可想而知，因為玄宗特別愛馬，期間便有了舞馬助興，據(jù)《明皇雜錄》記載，最多時有上百匹馬同事表演，動作整齊劃一，所有舞馬都披著錦繡的馬服，頸掛金玲和纓絡，踏著《傾杯樂》的節(jié)奏翩翩起舞，舞到高潮時，頭馬會踏上三層高的床板，在其上旋轉如飛，下面支撐舞馬的是披金戴玉的壯士們；周邊圍繞的是身著黃衫，系著文玉帶姿色俊美的少年樂工。一曲終了，舞馬獻壽，“屈膝銜杯赴節(jié)，傾心獻壽無疆”，為首的舞馬口銜羽觴，來到玄宗面前，前腿直立，后腿屈膝，向玄宗敬酒，舞馬也隨之喝下，顯得訓練有素生動可愛，玄宗于是大喜，此時會場的熱烈氣氛也達到了頂點。。。 然而就是這一番盛世圖景，因為缺乏相關的史料記載和實物佐證，在舞馬銜杯壺出土之前，都只是人們的臆測，只存在于曾親眼目睹過舞馬祝壽的宰相張說的詩中，他在《舞馬千秋萬歲禾府詞》中描述到“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生動的記述了舞馬樂曲終了，銜杯行禮，垂頭掉尾沉醉的狀態(tài)，與銀壺上的舞馬紋別無二致。 然而物極必反，盛極必衰是亙古不變的法則。中國歷史封建王朝的頂峰，煌煌的開元盛世，在漁陽鼙鼓的鐵蹄聲中戛然而止，灰飛煙滅，大唐盛世一去無回，天寶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祿山叛軍攻陷長安，玄宗倉皇出逃蜀地避難，也就無法顧及這些舞馬。由于安祿山曾見過舞馬，知其能舞而“心愛之”，于是將數(shù)十騎掠回范陽軍中。安敗亡之后，舞馬又輾轉歸于其大將田承嗣所有，田“不知其技”而視作一般的戰(zhàn)馬，一次宴樂中，舞馬聽到音樂，應著節(jié)奏起舞，看守軍士視為妖孽，用掃帚責打，馬以為舞的不好，更加賣力，田承嗣更令軍士痛打，就這樣，這些技藝超群的舞馬被杖斃于馬槽之中，其結局令人扼腕嘆息。 自此，唐代就再也沒有訓練舞馬。以張說詩作的時間開元十八年到天寶十五年安史之亂為止，舞馬祝壽至少存在了25年的時間，這只舞馬銜杯紋銀壺提供了具體的實物，讓今天的我們得以窺此一斑，也為研究唐代宮廷生活、外交禮儀、社會文化和工藝水平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歷史價值、文物價值及藝術價值彌足珍貴。 舞馬的馬蹄聲和盛唐時的歡歌笑語都被一場殘酷的動亂卷入了歷史的煙塵中，如今銀壺被后人小心地捧出，似乎冥冥之中，仿佛又聽到了千年以前開元盛世時候那歌舞升平、海晏河清的華麗樂章！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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