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田黑船遐想銘湖 位于伊豆半島南端的下田，是一個美麗寧靜的漁港小城，因歷史上曾發(fā)生過著名的“黑船事件”而成為日本的開國之地。<br>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準將率四艘軍艦駛入浦賀港，要求幕府開放港口。翌年，兩國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日本對美國開放下田和函館兩個港口，并在下田設立了美國的總領事館。從此，日本結束閉關鎖國的時代，轉而擁抱來自西方的海洋文明，走上現(xiàn)代轉型之路。<br>因為是第一次見到美國的鐵甲軍艦，船體為黑色又冒著黑煙，故日本人稱之為“黑船來航”。<br>黑船來航作為歷史事件本身并沒有太多曲折復雜的情節(jié)，有意思的是日本在面臨西方現(xiàn)代文明挑戰(zhàn)時的應對態(tài)度與同一時期的大清國適成鮮明對比，這直接導致了此后兩國不同的發(fā)展路徑及其命運，也折射出兩國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br>此前十四年，1840年，英國的“黑船”開到廣州珠江口，要求清政府開放通商貿易，以改變大清對英國的巨額貿易順差。清廷君臣的心態(tài)是：我大清乃萬國來儀之天朝上國，怎可受此等憋屈鳥氣? 打！于是就有了中英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英國稱為“通商戰(zhàn)爭”），打打停停，直到1842年在南京簽下“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割地、賠款、五口通商。<br>盡管倍感“屈辱和不平等”，但在條約中清廷的面子還是掙得足足的，凡英國得利處均是出于我“大皇帝”之“恩準”。<br>1842年，也因此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中國從此淪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疑懼之下，朝廷上下對“西方敵對勢力”由此埋下深深的仇恨種子，以至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至今仍是很多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靨。鴉片戰(zhàn)爭在我國教科書的敘述中一直是百年恥辱的開端。在這樣的認知框架下，我國從“師夷長技以制夷”（目的在“制夷”）的洋務運動一路走來，雖然不得不向西方學習，卻始終脫不了“中體西用”的思維慣性，一切器用可變，惟中華帝國之“體”萬不可變。就這樣在與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對抗與掙扎中磕磕絆絆地蹣跚而行，迄今仍未有張臂擁抱現(xiàn)代西方主流文明的心態(tài)。<br>再來看看日本對黑船來航是怎么應對的吧。<br>佩里此行有兩個目的，第一，向江戶幕府遞交由美國總統(tǒng)米勒德·菲爾莫爾簽署的友好國書，從而促使日本開國建交。第二，如果江戶幕府拒絕接受國書，拒絕開國，就向日本展現(xiàn)來自工業(yè)文明的強大武力，迫使日本向美國開放口岸。<br>日本官員在參觀了四艘巨大的蒸汽艦船，仔細觀摩了艦上的巨炮后，自知無力抵御美國的進攻，與其選擇無謂的抵抗，不如接受來自大洋彼岸的“友好致意”。<br>于是，幕府接受了開港要求，于1854年3月31日（嘉永七年三月三日）在神奈川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自由貿易條約），日本同意開放下田、箱館（今函館）兩港口，美國船只可以在這兩個港口加煤上水，并得到糧食等物品的供應。條約還允許美國在上述兩港派駐領事。<br>日本由此開國，并開啟了開放改革的近代化歷程。<br> 下田開國博物館 幾乎和大清朝同時開國的日本，選擇了一條與大清迥然不同的發(fā)展道路，這艘本來一直追隨中國的老舊航船從此掉頭西駛，從文化開始，由制度深入，全方位地主動向西方現(xiàn)代文明靠攏，力圖在精神上脫亞入歐。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日本政府向美英諸國派遣了大量的留學生和使團。這些從西方歸來的人都被認為有廣闊的視野，得到了極大的尊重，不少人最后都成為了政府要員。相比之下，大清首任駐外公使郭嵩燾在記錄自己感悟、表露出應向西方學習的《使西紀程》發(fā)表后，卻被朝野上下斥為國賊，被召回國內后黯然度過余生。（我讀過郭嵩燾的《使西紀程》，其實他對西方的認識還是很膚淺表面的，思想遠不及同時期日本啟蒙學者福澤諭吉的深度，即便如此，仍為舉國上下所不容。）<br>當年黑船?？康母劭诂F(xiàn)在已經被命名為佩里公園，成為了著名景點。公園內聳立的紀念碑上有日本首任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手書的漢字：“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伯理上陸紀念碑”。<br> 佩里登錄紀念碑 現(xiàn)今的日本人回憶和記錄當年那段歷史時，既沒有憎恨佩里，也沒有對當時那段歷史感到屈辱，而是發(fā)自內心的感謝佩里幫助日本了解世界、走向世界，讓封閉落后的日本呼吸到了來自大洋彼岸清新的空氣，讓日本得以融入先進的西方文明。<br>如今，每年5月的第三個周五、周六和周日，下田市都會舉行盛大的黑船祭，以紀念佩里幫助開國之恩。<br> 黑船祭海報 在很多國人眼里，會覺得日本人很賤，怎么紀念和感謝當初侵略欺壓他們的人？錯，日本人很正常，這是國人狹隘民族主義思想以及被灌輸了經篩選的歷史知識所造成的偏見。日本人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以及判斷事物的標準并非虛驕的民族主義情懷，而是從現(xiàn)實的理性角度去衡量當時的結果對于日本的發(fā)展是否有益。<br>下田的了仙寺是1854年日本與美國簽訂“神奈川條約”（日米和親條約）的地方，當時佩里帶領的美國人在下田登陸后的休息之地就設置在了仙寺和玉泉寺?，F(xiàn)在了仙寺的大殿牌匾為“開國殿”，兩旁的對聯(lián)，上聯(lián)：日米締交法燈下，下聯(lián)：和親友好萬世擎。<br> 了仙寺開國殿 此后不久，日本于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跟中國的洋務運動大不一樣，不僅全方位地實行政治、經濟改革，而且不放過每一處細節(jié)，不僅是器物的引進和改進，更注重政治體制的革新，大興教育以培養(yǎng)具有新思想新意識的現(xiàn)代人才，還有擯棄陋習，改穿西服，留西式的分頭等等，堪稱推行了日本版的“胡服騎射”、“崇洋媚外”。如此徹底的移風易俗和全盤西化，才使封閉落后的日本通過脫胎換骨的改造，走上了高速發(fā)展的現(xiàn)代化之路，奠定了日本崛起的基礎。正如福澤諭吉所說：“嘉永年間，美國人跨海而來，仿佛在我國人民的心頭燃起了一把烈火，這把烈火一經燃燒起來便永不熄滅?！?lt;br>當然，日本在明治維新中確立的君主立憲制，其政治改革很不徹底，未能真正實行虛君共和，其愚昧的忠君思想以及偏執(zhí)的武士道教育，此后被野心勃勃的好戰(zhàn)派軍人集團所利用，演變成了后來的軍國主義，將日本一步步推向了對外侵略擴張的不歸路，既遺禍世界，也給本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直到二戰(zhàn)后，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在日本重建中一方面促進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幫助鏟除日本文化和行為中對外侵略的因素，才使日本走上了現(xiàn)代社會轉型的正途。此是后話。<br>從中日兩國近代開國歷史的對比中，可以看到兩國有著很不相同的民族文化心理，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即從帝王大臣到平民百姓共同具有的心理，他們潛移默化地制約影響著人們的判斷和行為，卻不易自覺地意識到它。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一是老大心態(tài)，兩千多年大一統(tǒng)皇權專制的超穩(wěn)定統(tǒng)治，使中國人從上到下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國”心態(tài)，哪怕是在最底層艱難掙扎的販夫走卒，也會莫名其妙地有一種“我大中華”天下第一的自豪。說穿了，老大心態(tài)就是帝國心態(tài)，大家都希望出現(xiàn)“千年一帝”的明君，帶領中國成為世界的帶頭大哥。哪怕因實力不濟不得不“韜光養(yǎng)晦”時，心里也總是念念不忘地惦記著那個老大的座椅。二是缺乏向外學習的開放心態(tài)，什么都是我們祖先的最好，遇到先進的東西，首先不是虛心學習，而是先拒斥為“奇技淫巧”，或不屑一顧，或懼新守舊，即使到后來不學習不行了，也非要探幽發(fā)微地去尋找我國“古已有之”的“證據(jù)”，這才得到心理的滿足。拋開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tài)不說，僅就國人的這種集體無意識來看，如果不能有清晰的覺醒，中國要融入現(xiàn)代世界主流文明，順利實現(xiàn)社會的現(xiàn)代轉型，恐怕也不那么容易。<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