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名字的煩惱</b></h1><h3><b><br></b></h3>人的名字都是父母給起的。討厭也罷，喜歡也罷，除少數(shù)人后來另改名字以外，通常都會接受。本人對自己的名字倒是挺滿意的，普通、簡單，易讀易寫，既不過于雅致，又不太過俗氣。但就是這么個名字，也許就是因為上述原因，許多其它的男男女女也都叫這個名字，重名的機率非常之高。因此，這一生中，這個名字給我?guī)淼臒肋€真不少。這里，只揀兩件記憶深刻的事情說說。<h3><br></h3><h3></h3><h3>上世紀80年代初，川外英語系有個學生的名字跟我完全一樣，也叫張林。這是個男生，也是重慶人。當時，我是英語系的老師，因為重名的緣故，學生和老師之間偶爾也會弄出點誤會或者尷尬的事兒來。后來這位學生也留校當了老師，為了便于區(qū)分，大家約定俗成，賦予我“大張林”的桂冠，而他則被授予“小張林”的名號，于是大家相安無事。畢業(yè)后不久，小張林便有了女朋友，為了多掙點錢用于結婚，小張林抓住一個機會，與我們當年的年級主任（輔導員）何秀文老師一道，隨重慶市的某個援外工程隊前往非洲某個國家任隨隊翻譯。于是，英語系又只有我這一個張林了。</h3><h3><br></h3><h3></h3><h3>1988年1月18日晚約十點鐘，由北京飛往重慶的一架伊爾18客機，在距離重慶機場不到10公里的地方墜毀，機上108人全部遇難。那時還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也沒有手機，長途電話都得到郵電局去打，空難的消息在隨后的兩三天里才慢慢傳播開來。記不清是空難后的第三天還是第四天，臨近中午的時候，夫人還沒有下課，我正在家里的小廚房里準備午餐。當時我們家住一樓，廚房窗戶就緊靠路邊。正在做飯的我突然聽到一個女人緊張的聲音在喊我夫人的名字：“文顯華，文顯華，文顯華在家嗎？”我走出房門一看，只見我們的女人事處長氣喘吁吁地一路小跑過來。見到是我，頓時松了一口氣。問道：“你在家呀？嚇死我了！”。我趕緊問：“出什么事兒了？”原來，學院人事處剛接到空難善后小組的通知，說在空難現(xiàn)場發(fā)現(xiàn)一本川外工作證（那時還沒有身份證一說），名字叫“張林”。我當時就笑了，哈哈，我好好地在家里呢！肯定是他們搞錯了！但是隨后，我和人事處長又不約而同地想到：是不是小張林呢？但是這個想法立即就被推翻了，小張林遠在萬里之外的非洲，他怎么可能出現(xiàn)在這趟航班上呢？于是乎，我們倆又都松了口氣。</h3><h3><br></h3><h3></h3><h3>幾天之后，不幸的消息傳來，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它就真的發(fā)生了，小張林確確實實就在那趟倒霉航班的飛機上。原來，他們援外工程隊中有個工人因病需要回國治療，需要有人把病人送回來。工程隊領導原本打算安排何秀文老師執(zhí)行該項任務，但也許是小張林人年輕，想回來見見女朋友，何老師便把這項任務讓給了小張林，而學校對這些情況卻一無所知。據(jù)說是他們一到北京，就第一時間購買了到重慶的機票，沒想到卻遇上了空難，而何老師卻無意中躲過了一劫。</h3><h3><br></h3><h3></h3><h3>隨后幾天，川外及其英語系的有關領導就又多了一項工作：協(xié)助有關部門處理善后。而就在此時，我在廣東的一位朋友來信，問我收到他寄給我的掛歷沒有。那個時候，漂亮的掛歷也是個稀罕物，送掛歷也是個挺新潮的事情。我于是便到學校收發(fā)室查詢，收發(fā)室的小姑娘告訴我，由于空難，一夜之間全院上下都知道了川外張林在1.18空難中遇難，而他們也想當然地認為，這本掛歷就是寄給那個“張林”的。于是收發(fā)室便把這本掛歷托人帶給了“張林”的女朋友。事情到了這個份上，我當然也只能忍痛割愛了?？针y過后不久，學校為小“張林”召開了追悼會，并在院報上發(fā)布了“訃告”和“悼詞”。弄得我們73級的好多同學或者其他朋友都以為是我犧牲了，還都為我的夫人（也是同一年級的同學）惋惜。一直到了好幾年之后，其他同學才逐漸了解到了真相。</h3><h3><br></h3><h3></h3><h3>但是事情還沒有完，到了1993年年初，我們獲準調動到東莞理工學院。在辦理離校手續(xù)的過程中，圖書館清理出一大摞超期未還的借書卡片給我，說上面都有“張林”的簽名，要我還書。最后的結果大家肯定都能猜到，那些都是可憐的小“張林”的簽名。</h3> <h3>如果說上面這件事情是一出悲喜劇的話，下面這件事情就真是一出令人憤怒卻又無可奈何的煩惱劇。從上世紀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的5-6年里，我無論是用護照還是港澳通行證出入境，每次都會受到特殊的“照顧”。而這種“照顧”的程序，每次都完全一模一樣。邊檢人員會拿著我的護照，首先例行公事般地抬頭看看我，核對照片，然后在電腦鍵盤上敲打幾下，習慣性地拿起日戳印章，準備往護照上蓋。然而就在這一刻，他或她的手會懸停在半空中，再看我一眼，面無表情地說：“對不起，請稍等！”隨后便會有一位領導模樣的官員過來，拿走我的護照，并把我叫到一邊，靠墻站著，然后就鉆到一間小屋子里消失了。而我，就只能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同行的朋友或者同事，也只能在關口的另一側焦急無奈地等候。過了一段時間，那位官員又會拿著我的護照，從小房間里出來，仍然是面無表情地把護照還給我，說一句“你可以走了?！睕]有任何解釋，更沒有任何道歉，而我還得像聽到大赦令似的，誠惶誠恐地說一句“謝謝”，然后匆匆離開。每次等候的時間有長有短，大多數(shù)時候都在15分鐘到半個小時左右，而最長的一次是在羅湖口岸入境，我在那里足足等候了兩個小時。經(jīng)過幾次這樣的“特殊待遇”之后，我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心理應激反應。每次一站到邊檢柜臺前，心里便忐忑不安起來。盡管我自認為是個良民，對得起國家對得起黨，但還是一直在盡力檢查自己是否有做過損害國家危害人民的事情。不過苦苦思索后仍然沒有答案。</h3> <h3>后來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肯定是我這名字惹的禍。于是，我用我的名字作為關鍵詞在網(wǎng)上搜索了一下，果然發(fā)現(xiàn)有一位“明云”人士與我同名。此君是上世紀60年代生人，戶籍在安徽，那一年（你懂的是哪一年）的風波之后，先后坐了5年牢。后來去了美國，可是到了90年代末這小子又“闖關”回到國內。自從他闖關回國之后，我享受“特殊待遇”的日子便開始了。那次讓我在羅湖口岸苦苦等候了兩個小時之后，我當即到邊檢站做了投訴。開始他們還說這是電腦隨機抽查，是例行公事?？晌一饸庹?，告訴他們我知道事情的內幕，不就是名字惹的禍嘛？我說，本來事情很簡單，年齡不同、戶籍不同，照片也不相同，簡單核對一下就能確認我們不是同一個人，干嘛每次都要讓我無緣無故地在這里等候這么長時間呢？人家回答說，這是上級規(guī)定。還告訴我說，你也知道，現(xiàn)在辦一本護照是很簡單的事情。況且，如果出了差錯，上上下下都要承擔責任。想想也是，為了自保，避免擔責，大家都會“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掉一個！”人人都會把可能的責任往上級推，誰管你當事人的感受！誰還顧及你當事人的正當權益！<h3><br></h3><h3>又過了兩三年，我發(fā)現(xiàn)我這特殊待遇卻悄然取消了。又搜索了一下，才知道安徽那小子因在廣州“嫖娼”，已經(jīng)被勞教三年。這小子進去了，有關部門放心了，我也安寧了。哈哈，大家相安無事了?？墒呛萌兆記]過幾年，今年年初，我的特殊待遇又恢復了。今年寒假我們一行人去印度尼泊爾，在東莞虎門出境，在深圳羅湖入境，照例，我又被無緣無故地“被等候”十來分鐘。估計安徽那位壞小子最近又有了新的動向。不過今年這兩次的等候時間都不算長，不超過一刻鐘?？磥恚覀冇嘘P部門的工作還是有所改進地，至少工作效率提高了，已經(jīng)縮短了讓我“等候”的時間。哎，對此，我真不知道是該感到高興呢還是感到悲哀！<br></h3></h3> <h3>附記：</h3><h3>本文寫于2012年3月31日，曾經(jīng)發(fā)在川外同學網(wǎng)上“難忘經(jīng)歷”欄目。現(xiàn)在舊事重提，皆因前天午飯時間，我突然接到一個多年未曾謀面但一直保持聯(lián)系的小學同學H的電話。他說因為另一位已在美國定居多年的同學回渝探親，于是聯(lián)絡了幾個還能聯(lián)系到的同學小聚。席間，不知怎么就談到了我，大家都說我已經(jīng)在1988年的1.18空難中“犧牲”了。H同學就說不對，張林與我一直有聯(lián)系。然而沒人相信他的話，最后，H同學只得打電話給我，以證明他沒說假話。結果，我與每個同學都通了電話，并解釋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大家又都嘻嘻哈哈了一番。現(xiàn)在看來，這名字帶來的不僅僅是煩惱，而且還有長長的后遺癥，我已經(jīng)在我那些小伙伴們心中“犧牲”了二十多年了。如果不是H同學的一通電話，我肯定還會在他們心中繼續(xù)“千古”下去。</h3><h3></h3><h3></h3><h3> 張林 </h3><h3> 記于2015年6月16日</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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